相关争议：刘询在位时期，重用外戚、宦官，并未为后继者创立能制约外戚势力发展的朝廷重臣掌控政局的制度。后期的他刻薄寡恩、拒谏饰非、堵塞言路，并用巧伪奸佞之徒，贪图起奢侈逸乐，造成邪恶势力上升，正直人才受到排挤迫害的恶劣后果。这些因素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
1.刻薄寡恩。①猜忌张安世。在拥立、巩固宣帝的统治地位中，张安世是有功之臣，但宣帝对在民间时张安世对自己的态度心存芥蒂。
昭帝时，安世为右将军，辅政，听到兄长掖庭令张贺称赞皇曾孙刘病已，想把孙女嫁给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张贺打消了这个念头。继位后耿耿于怀的宣帝对安世说：“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宣帝追封已死的张贺为恩德侯，又欲封张安世过继给张贺的儿子、从小和自己一起读书的张彭祖为侯。安世推辞封赏，宣帝毫不客气：“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不敢复言。甚至宣帝一度起了杀心。
（翻译：昭帝的时候，安世任右将军，辅佐朝政。听闻其兄掖庭令张贺盛赞皇曾孙刘病已，欲将自己孙女许配于他，安世怒道：“曾孙乃卫太子之后，有幸能以庶人之身得朝廷供给衣食便足矣，莫再提及许女之事！”于是张贺遂打消此念。宣帝继位后，对此事仍铭记于心，对安世说道：“掖庭令生前常称赞我，将军加以阻止，此举甚是。”宣帝追封已然故去的张贺为恩德侯，又欲封张安世过继予张贺之子、自幼与自己一同读书的张彭祖为侯。安世推辞封赏，宣帝毫不留情道：“我此举是为掖庭令，并非为将军你。”安世便不敢再言语。甚至宣帝一度萌生杀意。）
②欺负赵充国。赵充国智勇双全，在抗击匈奴、镇抚羌族战争中功勋卓著，是宣帝倚重的国之柱石。辛武贤因破羌政见不同且逊于赵充国，“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宫，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幕府司马中乱屯兵，下吏自杀。”赵卬因泄露宣帝对张安世怀私恨欲报复的难见天日的隐私而遭忌恨。宣帝不顾赵充国的卓越功勋和晚年丧子的人生不幸，使赵卬落此悲惨的下场
③霍氏之祸。诛除霍氏既是加强皇权的需要，也明显和汉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有关。昭宣时期，霍光执政二十年，“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促使社会安定，是把西汉王朝推向鼎盛时代的“昭宣中兴”的功勋卓著的一代杰出政治家。
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称霍光 “功如萧相国 ”。 然而霍光死后不足三年， 霍氏家族却罹灭族之祸，“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
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宣帝在诛杀其家族时，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毫不顾惜霍去病和霍光的卓越贡献，将其家族全部残忍杀害，使霍家绝祀，宗庙不得血食。
2.重用外戚、宦官。宣帝时期政局上所出现的弊病也已预示西汉盛世至此接近了尾声 。
“昭宣中兴”是夕阳西下的落日余晖，汉家中兴之日，也是皇权走下坡路之时，当时已启外戚、宦官弄权之祸，“外戚许、史、王氏贵宠” ，“信任中尚书宦官”，宣帝任用了元帝时乱政的弘恭、石显，不过此时外戚、宦官还在皇权的掌控之下。中兴之主宣帝其实也是西汉衰乱的滥觞。
3.积重难返的痼疾。①土地兼并。宣帝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社会经济颇为繁荣，但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土地兼并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固有的社会矛盾不可能消除，农民破产自然不可避免。宣帝一朝不时有农民起义。百姓贫困以致挺而走险的现象，宣帝自然也看到了，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曾下诏说：“方今天下无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
汉宣帝驾崩后才一年，贾捐之上书时曾经谈到当时关东的社会情况：“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建议“专用恤关东为忧”。这位历精为治的“中兴”之主，经过二十六年的精心治理，所留给他子孙的仍然是一幅民众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
②豪强崛起。豪族势力的崛起，在昭宣时期更加明显。到宣帝时期，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
张家在几十年里，利用大官僚的优越地位，又兼营工商业，家业增长巨大。张安世这种身兼官僚、豪强地主双重身份的人物，在昭宣时期，从公卿到地方属吏，几乎处处可见。
宣帝为稳固王朝的统治基础，不可能触动豪族势力根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所实行的抚恤贫民及流民的政策，充其量不过是问题暴露后不进行根本性解决的修修补补的措施，所以他死后留下的依然是流民遍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宣帝中兴”，不过是史家的粉饰之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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