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章纯属虚构，文中一切人物和情节都没有现实原型。
老谷是我家楼后那片小吃街上一个卖烤串的，约摸五十四五岁的样子，留着黑白相间的板寸头，没活儿的时候总叼着根烟在嘴上。
老谷的口音不是本地的，但也出不去山东地界儿，问他他总也不说，就是嘿嘿地笑，忙活着手里的串儿，或是嘴上的烟。平时也不怎么说话，只是会问吃什么，喝点什么，要不要辣之类的话。串子都是从身后三轮车上的白色泡沫箱子里取出来的，喝的都是去隔壁冷柜随手拎出酒或饮料，结完账他再去跟老板对账。
他的摊子不大，两张折叠桌，四把小板凳，两个马扎。一个烤炉支起来，6人就坐满，再想吃只能打包，当然蹲着、站着、坐马路牙子上都凭顾客乐意。有时候吃的人太多了给他摊子围满了耽误他生意了，他也不赶，就是把手上的活计一停，乐呵呵地看着大家吃，自个儿在那吞云吐雾。我有时候招呼他坐下一起喝，他却笑着摆摆手，只是在我旁边坐着。他跟我说，他不喝酒。
每天天傍晚他便蹬着他那军绿色三轮子过来，支起摊子，点好炭火，就在炉子后头站着，背着手等着客人来——也不叫卖，任凭整条街开店的、出摊的吵吵嚷嚷，一嗓子吼得全街人都回头，他也默不作声，只守着摊子看。我曾经问他，我说哥，人家都叫卖，你怎么也不喊一喊，看看人陈佩斯来羊肉串羊肉串多可乐，您也来来。他就是笑着摇摇头，抿抿嘴唇终究没说什么，低头烤着串。末了来一句，23块5，你给22就行——遇到熟客，总会力所能及抹点零儿。但他还是火起来了，因为串子便宜，口味又好，这条街上开了十年八年的烧烤店老板都得等着他这俩泡沫箱子的串儿卖完了才能得一个满厅坐满。
据说老谷刚来的时候，有几家店觉得他店里卖得太便宜，像是来砸场子的，便招呼来一帮地痞找事儿。只见那老谷面不改色心不跳，默默地嘬下最后一口烟，在手里碾灭，也不说话抄起马扎挥手就砍；那群泼皮怎肯罢休，一股脑围将上来，手撕拳打脚下使绊儿，那老谷巍然不动以一当十，一拳下去，这红的、白的、绿的全打了出来，一脚下去，那领头的胖子被踹飞十米开外滚地求饶……我说您可打住，这红的白的还能说是血和白沫，您这绿的可就过分了啊，胆汁儿啊？
那位也可乐，说是这泼皮兜里揣着罐儿芬达，一拳给捣碎了，虽然有夸张成分，但老谷是真真地给这些挑事的打服了，这才站稳脚跟。我扭头问老谷，是真的么。老谷笑着，露出有些泛黄的牙齿，吸了口烟，又看向别处，没说话。瞅了瞅老谷这一米八几的大个儿，瘦的像个电线杆儿，总佝着个脖子抽烟，什么时候瞅什么时候是个笑脸儿，怎么看也不像是能以一当十的劲儿。我就权当是假的。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他和隔壁老板吵了起来。老谷说这天从他摊子上卖了16瓶啤酒，8瓶可乐，老板晚上合账非说老谷报的不对，吃了他几瓶啤酒钱。那老板说也不是给不起你这几瓶啤酒，权当送你了，都老街坊伙计几瓶啤酒不算啥，只是他这账要找个平，不然后面进货出货没个数。但是老谷却急了，瞪着个眼睛眨也不眨，就直勾勾地盯着那老板，梗着脖子用嘶哑的声音吼着你给老子查，老子从来不短你一分酒钱，那眼眶里布满血丝，全然没有往日那副嬉笑模样。那老板说短了就短了嘛，你一个外地人在这不容易，我权当送你了，这个账就当是我算错了，挂在你这不行吗，我就平个账。可老谷就是一万个不从，奋力挥着胳膊咬着牙喊老子不欠你酒钱，满脸的肌肉都在抽搐，眼里写满了气愤和委屈。最终这笔账还是算在了老谷这边，老板划平了账心满意足地营业，遣散了看光景的人群。老谷默默地把支起来的摊子收起，红着眼睛坐在三轮车上抽完一支烟，便骑着走了。夕阳在他身后滚烫地下落，把天边烧得火红，我分明看到老谷眼角有一滴泪，含着没有落。
我第一次看到老谷这样，也吓了一跳，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一时间忘了自己竟是为了吃串才来的这条街。等回过神来，老谷的身影已经被远处的街边柳掩过。那天晚上，其他店的生意异常红火。
后来再出摊，老谷都是自带啤酒和可乐，再也没问隔壁老板挂过一次账。但他还是乐呵呵的，有事的时候烤串，没事的时候抽烟。可是小县城的风言风语，都是从一些罅隙开始的。原本老谷和隔壁老板合作得那般好，因为那次争吵之后便变了样，难免有些流言窜了出来，传得有模有样。
有说老谷家暴，打得女人跟人跑了，半截身子入土了还来外地谋生，准是个窝囊的男人；也有传老谷进去过，说他家有人在监狱里当狱警，打听得真真的；也有的甚至说老谷来这是投奔亲戚的，结果亲戚被他坑了他不得已出来摆摊糊个口……老谷的传闻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明星八卦，花样繁多，甚嚣尘上。传得久了，他的生意也就差了。
以往总是笑脸相迎来买串的几个女客，走到这不免指指点点，教诫自家小孩不好好读书就落得这样下场；过去总来光顾的几个城管，也开始变着法的刁难老谷，今天查卫生许可，明天查经营执照；以前称兄道弟的几个摊位老板，如今走到他的摊子旁边总也不自觉地加快着脚步，在一旁窃窃私语。
我几乎成了他摊子上唯一的顾客。老谷的摊子也越收越晚。
后来，只带一个泡沫箱子出来。烤串的时间越来越短，抽烟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调侃他，不行你就去别地儿摆摊呗，你搬了通知我一声，我照样去。他就是嘿嘿笑了笑，不说话。晚上他收摊的时候，趁着路灯霜白的光，我感觉到他老了，背更加驼了，头上的银色有点喧宾夺主了。
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来出摊，但我知道，他泡沫箱子里的串越来越少，生意一如既往地惨淡，但收摊时间却比先前早了一些。
事情后来出现了一些转机，同街的几个老板总是在老谷收摊之前不开门，这烧烤一条街竟然到老谷收摊之前过半闭着店。没几天老谷的生意又红火如初，泡沫箱子里的串也越来越多。再过几天，竟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回归曾经。
我好奇跑去那几家关店的老板那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帮他，宁肯牺牲自己收入都要支持他生意。我这才知道那天晚上地痞去找老谷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几个老板授意的地痞把老谷的摊子围了，领头的往炉子里啐了口痰，蹦起来的火星子和炭屑子充斥着敌意。老谷点头哈腰地给领头的递烟，笑嘻嘻的。对方肥手一扬，打掉了老谷手里的烟，还踩上一脚。视烟如宝的老谷双手合在一起作祈求状做着求饶的姿势，从领头的脚下把烟拾起，笑着含在嘴里点着。地痞一个嘴巴给老谷掀翻在地，周边小弟呼啦啦围上来七脚八脚给老谷围在中间踢，马扎也踹折了，烤炉子也掀了，折叠桌也给砸成了两半，泡沫箱子里的串子扔了一地。几个观望的老板走上来质问他为什么要卖这么便宜，砸哥几个买卖。那老谷只是爬起来默默地捡拾着满地的串，嘴里说着你不让在这摆说一声就行，别糟蹋这些东西，从明儿起我就不在这摆了，几位大哥消消气，不再在这摆了。
可是声势太浩大，周遭居民楼有人报了警，警笛大作，这几位再跑已是来不及。警察喊老谷回局里做笔录，老谷只是一瘸一拐地捡着地上的串儿，颤巍巍地收拾着被砸碎的一地家伙什。警察不耐烦地催促着，老谷只是笑着问做什么笔录，把他们都放了吧，没啥大事犯不上。警察都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大眼睛问着老谷，你都被揍成这样我们替你做主，他们这叫群殴并且打砸你的个人财产，能拘他们，你也不要怕报复，我们警察可以保护你。老谷笑着摆摆手，拘什么，犯不上，求求你们把他放了吧，我以后不在这摆摊了就是了。警察拗不过老谷，当场给他们签了和解书，便带着一肚子的打抱不平收了队。
再看这几位，都惊叹老谷的仁义，讲什么老谷就是关二爷再世，他们敬佩不已，央求老谷一定要留下，此后再也不过问他的生意。老谷兀自看着自己的泡沫箱子里的肉和菜，过了半天咂么着一句就是可惜了这些好东西。后来我问过老谷，他说这些东西他都回去洗干净自己吃，他觉得人一定不能糟践东西。
我听完感叹，这老谷还真是个怪人，那老板也感叹，真他妈怪，但我是真佩服。
再后来，我见老谷便少了，工作和家庭忙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时常怀念曾经坐在老谷的摊子上，点一大把串儿，就着冰凉的啤酒下肚。夕阳洒在我的脸上，我都看不到半点生活的愁闷在空气里。我觉得，老谷是我的朋友，我的人生终究缺不了他。
抽了一个周末的空儿，我又回到那熟悉的后街，从三四点钟就开始等，抻着脖子眺望他总骑三轮来的那个路口，琢磨着这古人造词可真生动，翘首以盼这画面儿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了。可等到那滚烫的太阳沉了下去，那冰冷的月亮升了上来，也没等到老谷。我向周围打听，听人说老谷好几日都没来了，有人最后瞅见他的时候，收摊之前病恹恹的。
我赶忙儿去派出所查，我带着哭腔问值班民警老谷的住处，我说他是我的朋友，他对我很重要很重要，求他帮我查地址。那民警问我，你知道他叫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谷。那民警又说您知道他身份证号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常在他家串摊吃串。我看到他脸上挂满了看神经病的表情，我识趣地退了出来。走到一半听他喊我，说他知道有一处城中村，就剩七八个破平房在那，有些外地做生意的聚住在那，要是没有他就不知道了。我赶忙道谢便向那地方奔去。
我再见到老谷，他躺在床上，眼窝深陷，瘦得皮包着骨头，屋里一股子捂了的味道。他看到我走进来，强撑着从床上坐起来，问我爷们，来了？我说爷们，来了。
我看着他床边散落一地的烟头和酒瓶，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我记忆里那个永远笑盈盈的老谷要走了，这怕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我打量着他住的地方，墙皮斑驳着，昏黄的灯把灯座周围烤得焦黑，家里无外乎一张饭桌、一个板凳、一张木床、一床被褥、一个电冰箱、一个砧木墩。砧木墩上嵌着一把黑光油亮的铁菜刀，刀柄残缺，露着木头茬儿。
我问，你不是不喝酒么。
他说，想，想得深了就特别想喝。
我问，想啥？
他说，想她。
老谷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是穷光蛋一个，每天在厂里挥洒着力气，赚的钱全都扔进了多病的母亲的药罐子里。自己那个条件，也没几个姑娘瞧得上他。可后来还真就有人能瞧得上，不贪图什么富贵，只看上了他这份安守本分的老实。后来老母亲病危，他父亲本打算在放弃治疗的诊断书上签字，那村里的邻里街坊都劝说快让老谷结婚，冲个喜。不知是奇迹还是玄学，这一冲倒还真让他母亲多活了些时日。
后来老谷和他女人有了儿子，日子愈发拮据，老谷更卖力气地干活，全因为生活有了奔头。可母亲去世那天，家里真的是一分钱都掏不出来，办丧事出一个要账的在门口守着，每收一个吊唁的礼钱便清算一笔钱。丧事办完了，家里就剩了半缸米，够一家老小苟延残喘半个月的。厄运专找这苦命的人，老父亲转眼也病倒了，临死之前想再尝一口家乡的米酒。
老谷到处去借，可乡里乡亲都穷，家里哪会备着什么酒，老谷去商店赊账买，人家正眼都不瞧一眼。老谷一咬牙一跺脚，从柜台夺了两瓶便往家跑，看着老父亲喝完咽下这口气，被那个年代的警察拖出了家门。这一判，就是十五年。在牢里，他听说了老婆为了养活孩子染上了病，不久便病死了，孩子被发现的时候，活活饿死在了家中。他只是知道他老婆不是他们本地的，于是放出来以后，他便四处打听来到了老婆的老家，在她的老家附近的一条街上，摆摊到现在。
他说，摆在这里，或许有一阵风，就是他老婆回来了。
我为他点着一支烟，我说，你老婆一定回来过。他咧着嘴笑了笑，两指夹着的烟，落在了地上，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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