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政治
门阀制度
曹魏、西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世族制度,到东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举贤不出世族(势族、士族),用法不及权贵,充分暴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东晋的士族分侨姓和吴姓。侨姓士族以琅玡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为高门著姓。其中,王(导、敦)氏和谢(安、石、玄)氏两家最为显赫。王导一门三世为公,谢氏自魏。晋以来,不下九卿。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贺等为代表。南北士族都广占田泽,官居要职。王导仅在钟山附近就有80余顷田地。号称“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东晋末年,谢琨“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这些士族之家,争夺人口,封山占泽,横行乡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东晋的士族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可以凭借门第资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为清流官(地位高、俸禄厚,却又清闲的职务),而寒门出身的人则只能居浊流(地位低、俸禄少,公务繁杂的职位)。东晋各级政权为门润士族所把持,皇帝多为傀儡,“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侨置州郡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军事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经济
农业
劝课农桑
东晋初年,晋元帝司马睿为稳定统治,大力奖励农耕,下诏各郡守,除宿卫人员外,官员都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以上交粮食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还实行军电,军队粮食自给。从而使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南开发出了大片良田。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到孝武帝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庄园经济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徵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
开发江南
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
土地兼并
东晋时期,南北士族地主都大肆兼并土地。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东晋的租税比西晋加重。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田,海亩收租3升;太元八年(383年),改为按口收租,每人5石,租率提高了几倍。同时,力役繁重,杂税繁多。而且用法严苛,又制定了连坐法。民不聊生,纷纷流亡,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手工业
参见:东晋铜洗、东晋咸和元年八禽铜镜、东晋陶女俑、东晋玉佩、东晋墓葬出土青瓷
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商业
东晋的商业也比较发达,“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大城市。如京都建康,有四大市,十分繁华。此外,会稽、丹阳、余杭等城市的商业也相当繁荣。东晋时,南北商贸往来不断,并在北方设立“互市”,促进了南北工商业的发展。
赋税
淝水战后,东晋的税制有了变化。《隋书·食货志》记有:“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这都叫“调”这种调法,与淝水战前的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制不同。按《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八年十二月,有“以寇难初平……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的记载。五石是淝水战后司马道子“始增”。口五石与《隋书》所谓“租米五石”暗合。《隋书》所记调法,实为淝水战后的调法。又按《宋书·王玄谟传》记有“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之言,所谓“九品以上租”,当沿自东晋。这与西晋对丁男、丁女之户,岁调租粟、绢、绵,分为九品,性质正同。但不相通,故王玄谟要使九品以上租相通。
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上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可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是从来不服役的。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50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
东晋在文化上有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而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玄学
东晋一朝,玄风相当盛。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训诂学
文学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东晋各类诗文歌赋都也流行了骈文。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
田园诗
陶渊明因厌恶当时的腐朽政治,只当了80天的彭泽令,便挂冠而去,退隐田园。陶潜在22年的隐居生活中,亲自耕作,与农夫为友,写下了歌颂大自然和田园生活的大量诗篇,被称为“田园诗人”。他的诗,真实自然,质朴无华,感情饱满,具有浓郁的田园气息。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如《归园田居》中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在这里,他描绘了一幅真切感人的农耕图。又如该诗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诗人不愿与士族豪门为伍,不随俗浮沉的志向和情操。陶渊明喜爱幽闲恬静生活的思想,到晚年更有发展。在散文《桃花源记》里,他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压迫和剥削、“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社会,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希望劳动人民都能免受苦难的美好愿望。陶渊明和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中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玄言诗
东晋是玄言诗的时代,被后人批评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如简文帝评玄言诗代表人物许询的诗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瓊。”从音韵、辞藻高度评价许询的诗歌。简文帝所谓的“妙绝时人”其实不在于诗歌表现的玄理之绝妙,而在于其语言本身。这一点在东晋玄言诗中是很明显的,如孙绰《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两句,可见诗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视语言辞藻之美,故曰“云藻”。
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盛行,作品甚多。其中,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搜神记》虽然写的是鬼怪故事,但有的由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甚至还宣扬了不怕鬼的思想,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晋葛洪所撰轶事小说《西京杂记》,也较有影响。这部书内容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廷生活、风俗习惯、人物轶事等多方面内容,内有一些“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佳作。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就写得十分生动。
思想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史学
宗教
佛教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道教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翽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著《灵宝经》,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籙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
科技
天文
东晋天文历法有很大发展,突出成就是虞喜的“岁差”。虞喜是晋成帝时人,他经过周密的观察和计算,纠正了过去天文学家把太阳运行一周(周天)就等于一周岁(岁周)的错误结论,他发现太阳从今年冬至环行到来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而是每经过50年,冬至点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周天”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岁差的发现,在天文学上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历法的改革。
化学
东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制的发展,炼丹之风盛行一时。一些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分析和研究了各种化学反应,发现了一些化学性能,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总结了这些化学成就。如记载了炼制单质砷的方法和处理雄黄的多种方法;用升华法把硝石、玄明粉、松脂与雄黄合炼,制成白色结品的氧化砷(砒霜)。比欧洲制造单质砷早900年。此外,还记有通过强烧来分辨朴硝与硝石的无水反应和在“三十六水方”中的“化确石法”有水反应,这在化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艺术
东晋也是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338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
绘画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画家。他善画人物和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人物画尤重点睛传神。他20余岁时,为建康瓦棺寺壁上画维摩诘像,让人参观施钱。画成后,“光照一寺”。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几天内就得钱百万。代表作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情景交融,人物栩栩如生。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女史箴图》经唐人临摹,为传世珍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被英国劫去,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真本失传,现有摹本留世。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极为赞赏,认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时人称顾恺之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书法
王羲之出身琅玡王氏大族,曾任东晋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王羲之集汉、魏以来书法之大成,兼善隶、草、真、行,有“书圣”之称。代表作有:《兰亭集序》、《黄庭经》、《乐毅论》、《十七贴》等,皆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之喻。其中,《兰亭集序》影响最大,共28行,324字,可谓“龙腾虎跃”,千姿百态,全文有20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特色,为后世誉为绝代佳作。可惜真迹失传,现有唐时冯承素的摹本,亦为传世珍品。他的书法继往开来,被后人尊为书法的宗师。其子王献之,幼承家学,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人称“小圣”,父子合称“二王”。
东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
谢安曾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交往,当王羲之称病辞官隐居山阴时,谢安陪同他一起隐居,朝夕相伴并向王羲之学习书法,后王羲之书写《佛遗教经》送于谢安。[32]谢安代表作《八月五日帖》,共7行65字,兼行带草,内容是谢安写给家族子弟的丧报。米芾题跋中径称此帖为“谢安书”或“谢安帖”。后世著录则称之为“八月五日帖”“吿渊朗帖”“六十五字真迹”及“中郎帖”等。名实之间,时有混淆。谢帖及米跋原迹早佚,唯有墨刻收录于丛帖中。此外又有米芾及后人的临本以刻帖或墨迹的形式传世。
雕塑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期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他儿子戴颙,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碑刻
民族
外交
东亚
3世纪以后,在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与东晋十六国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高句丽曾多次派使臣访问建康,向东晋赠送礼品;并与中国北方的前燕、前秦、后赵、后燕、北燕等都有频繁的使节往来。这一时期,中国与隔海相望的倭国(今日本)也来往密切。移居国的中国人日趋增多,中国的织工、裁缝师、陶工、厨师带去中国的先进技术,中国的花蚕缫丝方法,也传入倭国,早在西晋太康六年(285年),《论语》等儒家经典就传到了倭国。这一时期,倭国开始采用汉字,儒家思想在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南亚
东晋十六国时期,与天竺(印度)、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扩大。林邑、扶南等国经常派使者到洛阳和建康,贡献方物。晋成帝时,林邑曾将驯练过的大象献给东晋,东晋朝廷也回赠了不少珍奇宝物。这时期,中国的建筑术传入林邑,林邑的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又有新的提高。
南亚
中国与天竺等国的僧侣往来频繁,多是学问僧,取经、传经、译经,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中国名僧法显。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与僧友慧景等十多人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他们穿过了茫茫无际的沙漠,越过了终年积雪的葱岭,历经艰险,经过30多个国家,才到达中天笈多王朝。在这里,法显学会古印度语和文字,亲自抄写经书。住了3年,他携带经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原来同行的十多人,此时有的已死,有的留居天竺,只有法显一人独行。接着,又往耶婆提国(今印尼的苏门答腊)。他前后14年才回到中国。共翻译佛经100多万字,并写成《佛国记》一书,记述了古代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法显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中外文化的传播者,他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西方
东晋时期,波斯(伊朗)、康居(在钖尔河下游)、大月氏(在阿姆河流域)和大宛(在中亚费尔干盆地)、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和使者不断来到中国。大秦除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北方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南方的东晋交往。中外使者、商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相互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社会
东晋时士、庶之分更加严格。士族都建家谱,以防庶族假冒。这一时期“谱牒学”特别发达。家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根据。士、庶地位悬殊,车服异制,不同行,乃至不同桌进餐。庶族普遍受到士族的鄙视和排挤。
皇帝世系
谥号
年号
起讫时间
使用时间
备注
晋元帝(在位:318年—322年)
建武
317年三月—318年三月
2年
大兴
318年三月—321年
4年
或作太兴
永昌
322年—323年二月
2年
闰十月晋明帝即位沿用
晋明帝(在位:322年—325年)
太宁
323年三月—326年正月
4年
三年闰八月晋成帝即位沿用
晋成帝(在位:325年—342年)
咸和
326年二月—334年
9年
咸康
335年—342年
8年
八年六月晋康帝即位沿用
晋康帝(在位:342年—344年)
建元
343年—344年
2年
二年九月晋穆帝即位沿用
晋穆帝(在位:344年—361年)
永和
345年—356年
12年
升平
357年—361年
5年
五年五月晋哀帝即位沿用。前凉沿用该年号
晋哀帝(在位:361年—365年)
隆和
362年—363年二月
2年
或作崇和
兴宁
363年二月—365年
3年
三年二月晋废帝即位沿用
晋废帝(在位:365年—371年)
太和
366年—371年十一月
6年
晋简文帝(在位:371年—372年)
咸安
371年十一月—372年
2年
二年七月晋孝武帝即位沿用
晋孝武帝(在位:372年—396年)
宁康
373年—375年
3年
《魏书》错写作康宁
太元
376年—396年
21年
二十一年九月晋安帝即位沿用
晋安帝(在位:397年—418年)
隆安
397年—401年
5年
或作崇安
元兴
402年—404年
3年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元年三月,元显败,复隆安年号。桓玄寻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
大亨
402年三月—十二月
1年
同上
义熙
405年—418年
14年
403年—404年桓玄篡位
晋恭帝(在位:419年—420年)
元熙
419年—420年六月
2年
东晋统治地区出现的其他年号
年号
起讫时间
君主
使用时间
备注
建康
319年四月—320年五月
司马保
2年
无
凤凰
370年八月—九月
李金银、李弘
1年
《晋书·废帝纪》作九月反;《资治通鉴》作八月反,九月平
桓楚政权年号
姓名
年号
起讫时间
使用时间
备注
桓玄
永始
403年十二月—404年五月
2年
初作建始
桓谦
天康
404年—405年二月
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