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
历史
唐亡梁兴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曾是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后在中原之地与李克用、时溥等一起镇压黄巢，并招降黄巢余部。黄巢死后，朱温进一步以汴州为基地，扩张领土。此后，朱温先后击败秦宗权、朱宣、朱瑾等。在关中地区，朱温与李克用、李茂贞等争夺对唐昭宗的控制权。朱温还取得了对河北三镇的控制。天祐元年（904年），朱温为控制朝政，取得对唐廷的完全掌握，杀害唐昭宗，立唐哀帝，诛杀宦官及朝臣，造成“白马之祸”。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废唐哀帝，建立梁朝，史称后梁，定都汴州，改称开封府，号东都；以唐东都洛阳府为陪都，称西都。自此，五代开始。
后梁直接统治区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区的一部分，辖地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
梁晋相争
梁太祖重视农业发展，致力减轻赋税；对军队十分严厉，如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斩首，称“跋队斩”。然而梁太祖晚年荒淫无度，甚至不顾伦理，经常召诸子之妻入宫陪侍。外交方面，后梁立国之初，几乎所有国家与藩镇都表示臣服，只有晋、岐、前蜀与吴敌视后梁，依旧奉唐室年号。其中晋国的李克用更是梁太祖的死敌，自开国起梁太祖就北伐晋国，在潞州（山西长治）与李克用僵持不下，史称潞州之战。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因忧劳去世后，其子李存勖在李克宁、张承业等的辅佐下而获得胜利。
梁开平四年（910年），梁太祖怀疑成德军与晋密结而率军进伐，迫使成德军王镕与义武军王处直倒向李存勖。李存勖率军于柏乡（河北柏乡）击溃后梁军，史称柏乡之战。北方卢龙镇的刘守光于开平五年（911年）称帝，史称桀燕。隔年，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讨伐刘守光，梁太祖亲自率军救援，但被晋军击溃。刘守光最后于隔年被李存勖攻灭。
梁太祖败退洛阳后病危，次子朱友珪不满梁太祖有意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趁机刺杀梁太祖而继位。然而朱友圭荒淫无度，不得人心，乾化三年（913年）其弟朱友贞联合天雄军（即魏博军）杨师厚进伐夺位，史称梁末帝。杨师厚去世后，天雄军等河北诸镇都陆续归附晋国，再加上916年魏州之战中梁军惨败于晋军，后梁北疆只能勉强维持在黄河以南。
后唐盛衰
唐庄宗灭后梁后，定都洛阳。此时河北三镇已定，岐国李茂贞也对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同光二年（924年）李茂贞去世后，后唐正式吞并了岐国。
郭崇韬虽然完成灭蜀任务，但李继岌对于不能深入参与军务而感到不满。他密报朝廷，意图陷害郭崇韬。唐庄宗有意先调查再决定，但刘皇后自行命李继岌处决之。同光四年（926年）郭崇韬被杀，唐军军心涣散，兵变四起。刘皇后又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用于劳军，使局面更加恶化。不久，魏博军在效节指挥使赵在礼率领下于魏州（河北大名）叛乱，唐庄宗派李嗣源前往平定。李嗣源受部众与叛军拥护，反而回师攻击唐庄宗。同年四月，李存勖在兴教门之变中中流箭而死。李嗣源攻入洛阳后杀尽叛臣而称帝，即唐明宗。
唐明宗执政期间革除庄宗弊政，诛除宦官，任用士人；撤销不少冗余机关，建立三司等财政机关；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加强中央军力，建立侍卫亲军以压制藩镇。这是五代少见的稳定时期之一，号称“小康”。长兴四年（933年）唐明宗重病，其子李从荣夺位未果后被杀，不久后明宗驾崩，其幼子李从厚继位，即唐闵帝。此时唐明宗的两位大将养子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女婿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均拥重兵。宰相朱弘昭、冯赟本想以调动节度使的方式来分离军权，反而激起叛变。应顺元年（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由攻入洛阳，闵帝在逃往魏州途中被石敬瑭俘虏，最后被李从珂所杀。李从珂称帝，即唐末帝。
内乱期间，已并吞东川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为称帝建国，史称后蜀。同年孟知祥去世，其子孟昶继位。
唐末帝与石敬瑭早在明宗时就彼此不合，到继位后二人之间更生嫌隙。清泰三年（936年），末帝调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并命张敬达、杨光远率军催促其就任。石敬瑭听从部下桑维翰、刘知远的建议，向契丹（辽）借兵叛变，并且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允诺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且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张敬达闻知叛变之事后，率军围攻太原，石敬瑭坚守不下。当时卢龙军的赵德钧和耶律德光有意合作共谋中原，石敬瑭大为惊惧，急令桑维翰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跪于契丹帐前，苦苦哀求，才使耶律德光放弃与赵德钧合作的打算。耶律德光率军解围，帮助石敬瑭于太原建后晋，即晋高祖。
天福二年（937年），晋军与契丹军大举南下，杨光远、赵德钧等诸镇陆续投降。晋军独自攻入洛阳，唐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晋高祖定都汴州，依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契丹从此据有燕山山脉，中原则失去抵御契丹骑兵的天然屏障，在军事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湖广与岭南
楚国分裂成马光惠、马希崇与马希萼三派后，南唐元宗李璟趁机于保大九年（951年）派边镐攻占长沙，马希崇与马希萼先后投降，楚国亡。同时间南汉北取桂州（广西桂林）一带，占据整个岭南地区。隔年刘言不愿降唐，派王逵、周行逢攻下潭州，使南唐退出湖南。刘言被后周封为武平节度使，由于与王逵对立而被王逵与周行逢所废而死。而王逵贪得无厌，也被部下潘叔嗣所杀，武平军之位最后由周行逢继承。周行逢革除楚国劣政，爱护百姓，提倡廉洁。对将领用法严厉，果断诛杀。湖南地区又恢复平稳。
南汉疆域
大有十五年（942年），刘龑去世，其子刘玢继位，即南汉殇帝。刘玢贪图享乐，当时有循州人张遇贤发动起义，隔年（943年），刘玢被其弟刘晟所杀。刘晟自立为帝，即南汉中宗。在位期间，刘晟虽然夺取楚国容州（广西北流）、邕州（今广西南宁），但提倡严刑立威，为人残暴，大肆屠杀皇族和大臣将领，使南汉只剩宦官、宫女执政。乾和十六年（958年）刘晟去世后，由其子刘鋹继位，即南汉后主。其间位于今越南北部的静海军开始脱离中国统治，建立了曲家政权。
晋汉更替
当十国陆续衰弱或自保时，北方的后晋也因为契丹的威胁而屡屡不安。当时后晋新立，财政匮乏，契丹贪求无厌，藩镇多不愿服从。为解决财政危机，石敬瑭采纳桑维翰的建议，采取安抚藩镇、恭谨契丹的方式，并且重视农业、商业以提升经济。但各地藩镇几乎不服晋廷，有些甚至有意拉拢契丹以夺位，相继发生了范延光、张从宾、杨光远、安重荣等人的叛乱。而位于代北的吐谷浑部，因为不愿意投降契丹，其首领白承福率部投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契丹派使问罪。石敬瑭在内外交困局面中忧愤而亡，其侄石重贵继位于邺都（河北大名），即晋出帝。
后晋疆域
由于后晋的将领与百姓对屈尊异族而感到强烈不满，石重贵听从景延广建议，放弃对契丹国称臣而改称孙，以洗刷屈辱。景延广对契丹人的敌意十分强烈，他杀害契丹商人，逮捕契丹使者出气，屡次对契丹挑衅。此举引来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愤怒，他于开运元年（944年）率军南征，攻掠贝州（河北清河）等地而还。隔年石重贵派杜重威率军北伐，耶律德光闻之率大军南下，先是刘知远在太原痛击契丹，最后杜重威也成功的在白沟（河北定兴、新城间）击溃契丹军。然而，晋出帝于白沟之战后日益骄奢，又以冯玉执政，贿赂公行，朝政败坏。开运三年（946年），石重贵再以杜重威率军北伐，与耶律德光在滹沱河会战。此时杜重威有意夺位，反而向耶律德光投降。耶律德光趁机率联军直逼开封，后晋大将李守贞、张彦泽陆续投降，最后石重贵开城投降，后晋亡。隔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大辽”，正式建立辽朝。辽太宗本来对经营中原地区很有信心，然而其“打草谷”与掠人为奴的掠夺政策使中原百姓群聚反抗。在后晋与契丹争战之际意存观望的刘知远一心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此时成为最强的藩镇。他以中原无主为由于太原称帝，建国后汉，即汉高祖。耶律德光压制不了此局面，以天气炎热为由率军北返，死于杀胡林（河北栾城），其兄子耶律阮继位，即辽世宗。
刘知远在辽军北返后开始收复中原。契丹留守中原的将军萧翰得知消息后，劫持后唐宗室李从益称帝于开封，而后北返。刘知远闻之，派使杀李从益以定都开封，并派高行周、慕容彦超在魏州之战战役降服杜重威，诸镇相继归附。乾祐元年（948年）刘知远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汉隐帝，并以杨邠、郭威、史弘肇与王章为辅政大臣。随后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蒲州）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三镇连兵反叛，有赖郭威等人率军将其讨平。即位不久，开始猜忌辅政诸臣，于乾祐三年（950年）以辽军寇河北为由派郭威镇守邺都，随后大杀杨邠、史弘肇、王章等大臣，又屠戮郭威一家，并召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等急速入京。郭威听从魏仁浦建议起兵南下，并派养子柴荣镇守邺都。隔年击溃慕容彦超，攻入开封，刘承祐在出逃途中被杀。开始时郭威并未称帝。当时恰巧辽军入侵，郭威出师御敌，但大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军士拥护郭威称帝，大军返回开封。广顺元年（951年），郭威称帝，建国后周，即周太祖，后汉开国仅四年而亡。
乱世尾声
郭威登基后剪除若干苛政，厉行节俭，使南流的人口再度有流回中原的倾向。然而因后汉宗室刘赟在此前被郭威诓骗杀害，使后汉旧将不服周廷。刘知远之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得知郭威称帝后，便自立为帝，建国北汉。他依辽人为援，自称侄皇帝，并且伺机伐周。后汉旧将徐州巩廷美与泰宁军慕容彦超意图叛变，被郭威陆续平定。显德元年（954年）郭威去世，由柴荣继位，即周世宗。柴荣于继位之初，北汉刘崇趁后周国丧，邀请辽军联合南下，进攻潞州、泽州（今山西晋城）。当时周廷惊恐，大多主张稳重行事，然而柴荣决意亲征上党，并在泽州高平县南（今山西晋城高平南）击溃汉辽联军，并斩临阵后退的无能将领，史称高平之战。此后他开始改革军事制度，整顿侍卫司，补充强健之士，扩建“殿前诸班”。内政方面，他招抚流亡，减少赋税，稳定国内经济。整顿吏治，延聘文人，使后周政治清明。显德二年（955年）又废天下佛寺，获取大量铜器以整顿经济。军事与经济的提升都为日后统一中国本土而建立重要的基础。
柴荣在稳定国内后即意图统一天下，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显德二年（955年），他派向拱、王景率军击溃后蜀，收取后晋灭亡时被后蜀占领的秦、凤、成、阶四州。此时，南唐连年用兵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所得之地也大半丧失。再加上南唐元宗李璟为人柔和、好谀恶直，以是群小竞进，政事日非。柴荣趁机于显德二年（955年）至显德五年（958年）三次亲征，发兵大举进攻南唐。经过苦战，后周最终击败南唐，逼迫李璟割让江北十四州、六十县，自去帝号，只称江南国主。从此，后周得到富庶的淮南，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加强了对江南的军事优势。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乘辽内部纷争之机，率军北伐，不到两个月便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五月，当他准备收复幽州时，却突然患病，被迫班师。六月，柴荣去世。虽然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柴荣在位五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堪称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柴荣逝世后，其幼子柴宗训即位，即周恭帝。次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途中于开封陈桥驿受禁军拥立为帝（参见词条陈桥兵变）。赵匡胤回师开封，迫使柴宗训禅让，后周灭亡，五代结束。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他本人即宋太祖。
赵匡胤继位之时，十国仍有后蜀、北汉、南唐、吴越、南汉、荆南与湖南武平军周行逢、闽南清源军留从效等，这些国家或藩镇大多奉宋朝为宗主或臣服之。赵匡胤采取谋臣赵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统一中国地区，先以假道伐虢之计并吞荆南、湖南，又派兵灭后蜀、南汉、南唐等国。到宋太宗赵炅即位后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平海军节度使（继留从效割据漳、泉二州）陈洪进、吴越王钱俶相继纳土归顺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炅亲征攻灭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十国结束。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
疆域
唐亡后，北方相继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统治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而淮水以南至岭南的南方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清源、武平等割据政权所分据。北汉则割据以太原为核心的地区。诸国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而十国的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政治
中央官制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用，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笼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的源头。
枢密使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唐亡前夕，朱全忠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三司使
唐昭宗在位时，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
法律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军事
军制
五代各朝时常扩充禁军，军事官制也繁多易变。梁太祖最亲近的军队是“厅子都”，此军装备精良，凶悍异常，前晋军十分畏惧。后梁立国后扩编宣武军为禁军，取禁军的精锐，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在首都设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均以亲王为军使，后来名称时有变动。后唐禁军的前身是河东军，李克用以众多养子为骨干建立“义儿军”，是其最精锐的军队。征战的主力部队是后梁乾化五年（915年）收编的魏博“银枪效节军”，在灭梁时发挥重大作用。建国后在首都设立严卫左右军、捧圣左右军等。在唐明宗时成立侍卫亲军为禁军，以其邺都起事的兵士为骨干，又称随驾军。其中石敬瑭还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都卫副使。后晋又在首都设护圣左右军，其本部军源自石敬瑭在河东起事的军队，其部属刘知远还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军制沿袭后晋，没有很大的改变。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周世宗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侍卫司，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扩建“殿前诸班”禁军。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
兵役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梁太祖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除了兵役，还有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经济
人口
关于五代时期北方户数的记载，《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户籍》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这不包括淮南郡县。而《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代周建宋所得后周户数则仅为96万多，有学者论证这个数字只是著籍部分，不包括兵户、营田户、贱户、僧道和出逃隐漏者。以《册府元龟》的230万户计，若户均5人，则有人口1154万。倘若再加上北方其他各种成分和各个民族人口，实际数字要比这大得多。南北方各自地区的户数，在极不完备的记述下，大致数据在230万上下。
总的来说，五代十国末期，全国总户数在官方控制数目内的有460多万。有的学者进一步统计，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有户236万，南方实有252万，总计达488万户，南北比率各占全国总数的52％和48％。如果再加上各类隐户及兵户、营田户、僧道民众，当时人口大概不会少于550万户、3000万口。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晚唐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历经军阀混战的破坏，早已极度凋敝。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不断更迭，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都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社会生产基本上陷于停滞，只是在个别地区和较短时间里，曾有过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时，南方各个政权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
农业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天福八年（943年）晋出帝时，春夏裏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
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开平二年（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周太祖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广顺二年（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梁太祖朱晃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到周世宗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
唐末五代的韩鄂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农书《四时纂要》。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著有《茶谱》等。
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同光二年（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
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他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
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余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在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时分发达。五代时，楚国马殷对于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带动楚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
手工业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印刷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等九经，出现官方大规模印刷。这个计划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广顺三年（953年）后周时期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
陶瓷
五代亦为陶艺的重要蜕变期，也是由民间走向官方制窑。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后梁时期（918年），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造纸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李煜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
商业
由于诸国林立，兵祸连年，五代十国期间各地的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
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南吴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别国。
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五代推行雕版印刷《九经》，保存了许多儒学经典。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
史学
《旧唐书》是五代十国时期撰成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唐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至开运二年（945年），刘昫、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文学
文章
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五代初，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而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
诗
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都以能诗闻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他们的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词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前蜀、后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
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深受晚唐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的影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这些人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而李煜在国亡被俘以后创作的词，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等，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绘画
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壁画
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禅宗盛行，推动了壁画艺术的发展。唐末、五代至宋代，敦煌为当地的世家大族张议潮、曹议金等统治。虽然地方统治者贯尊崇佛教，不断大力开凿石窟，并设立画院进行艺术创作，但归义军政权的财力拮据，人力消减，画院的集体创作使壁画风格过于统一，绘画形式也显示出进一步程式化的趋势。画题虽然沿袭唐朝，依然以大乘佛教净土宗经典的六大经变画占据主导地位。但一般多沿用唐代粉本，创造性被减弱，无论是佛陀还是菩萨的形象都略显呆板，色调单一，显示出石窟壁画艺术进入了衰退期。大量出现的供养人肖像画在艺术水平上略显突出。佳作有莫高窟98窟东壁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莫高窟61窟东壁的于阗公主供养像等。这些肖像画真实记录了五代时期在瓜州、沙州一带很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形象。用笔刚劲而富于变化，用色鲜丽，赋色细腻，表现出更加丰富的肖像画技法，是五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品。
舞蹈
五代十国时期的舞蹈繁荣程度虽不及唐代，但多传承了唐代舞蹈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中国舞蹈的发展过程中，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宋代宫廷队舞的预备方面。[53]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舞蹈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凡上元、中秋等节庆，朝野都会有盛大的歌舞活动，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综合性质的百戏表演。同时，宗教信仰趋于世俗化，故寺院举行乐舞供佛时，常会有俗乐俗舞的表演，一些社会上优秀的乐舞百戏节目通常会被选用。这些俗乐俗舞不仅对宋代舞蹈，而且对宋元以降的戏曲艺术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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