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综述
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影响巨大。中外学者认为，两宋社会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农业
综述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农业生产，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朝廷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农田开垦
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安置流民和稳定社会，大力发展江南圩田经济。由于将治水与治田结合，修复旧圩田，开辟新圩田，南宋江南圩田得到充分开发，在江东、浙西和浙东地区农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扩大了江南水田规模。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剥削之下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生活。总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大量圩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得该地区土地的利用率和农业产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从而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突飞猛进，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进而，全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此地，经济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兴修
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南宋朝廷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培育
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粳稻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陈敷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农民们认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租佃经济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迁徙，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作为一种在南宋社会生活中最为广泛、普遍的一种经济关系，各地区间呈现出不同的地租形态：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在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劳动地租占有相当的比重甚至占支配地位。产品地租主要分为：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中国自秦汉而下沿用的对分制，仍然是宋朝分成租最基本的形态。这种形式的产品分配方式在南宋十分普遍。其中佃农把生产物的五成、六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是比较常见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些主客四六分和三七分、牛租的记载。官田上也普遍采用对分制，绍兴六年（1136年），主管营田的建康都督府于奏章中有所提及。定额租脱胎于分成制，但与分成制不同的是：分成制每年按产量多少分配，主客间的分成是固定的，但分配量则是随着产量的多少而波动着；定额租则是在地租确定之后，地租总数量固定下来，在分配中不再因产量多少而波动。因此，这种地租也叫固定地租，它必须是在产量较高较稳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起来。
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与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
商业
商品经济
自秦以来的历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在商品流通日益繁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畅的商业网络，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191]中心城市是网络的交汇点、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东南以临安、建康、镇江、平江、广州、泉州为枢纽，辐射乡村，海外。临安既南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城市，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鄂州，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西南以成都为最。元初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曾称成都为西南大都会，商人载货物进出往来，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者。在各中心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兴起大批市镇、集市。有些市镇就是北宋时的草市、墟市，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的作用。适应了农村中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迅速发展的市镇、集市形成了地方商业网络。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南宋商业市场同样发育齐全。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纷纷涌现，按集市的商品特色分有茶市、酒市、药市、灯市、书市、花市、鱼市、马市等许多专业市场，按集市的时间看又可分为早市、日市、夜市等，在农村主要有草市、墟市、实市、村市、山市、野市、水市、朝市、早市等。
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内外贸易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据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宋朝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从唐朝的三十余个增至五十八个。它们大致可分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蒲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牙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国（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国（今孟加拉）、细兰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国（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国（今沙特麦加）、木兰皮国（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国（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土拉）、层拔国（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琶罗国（柏培拉）等国。可见南宋商船最远已经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再加上东亚的日本、高丽及南海中的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总数超过60个，相当于晚唐的两倍。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赋税
南宋统治集团对金采取妥协政策，而在人民面前进行苛刻的剥削收敛。夏秋田税、身丁税，杂变、和籴，和买等税，都比旧时定额为大。其正税附加已名目繁多，又有新立税目。主要的正税附加有：
耗米。官府收税时，都要增加损耗。但南宋时每纳1石要加耗米5斗，甚至1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等等。理宗时，1石秋粮要加耗1石多。
折帛钱。农民在夏税纳绸时，按市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但南宋时，农民往往敌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和预买。南宋时政府向民间买绢。当时不培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
预借。官府向民间提前征收赋税，称之为预借。高宗时预借明后两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岳三四年，理宗时有的地方竟借到以后六七年了。
科配。官府按照秋夏两税的多寡，任意再征收的一种摊派。有时秋税米一石，就要科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就要科配七八贯。实际上是正税以外的任意勒索。
主要新立税目有：
月桩钱。为供应军需。南宋时要求各州县按月解进一定数额的钱物。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290多万贯。是农民的沉重负担。
版帐钱。也是为供应军需设立的苛捐杂税，说是纳粟增收的耗剩，交钱帛增收糜费，陷人于罪科罚款等等，各州每年必须征到一二十万贯。
经总制钱。原本为交易税，一般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但后来更随意增加，它包括了添酒钱，添卖糟钱，增添牙税钱，头子钱、大军钱、上供钱等等。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夏秋税的3倍，是南宋财政上重要收入。由于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额一不登，必然巧立名目横敛，使民间受害。
人口
总体情况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谷值），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162.26万户、6450万人，到高宗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已接近于北宋后期的水平。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学者葛剑雄和吴松弟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
11901885
16842100
—
绍兴三十年（1160年）
11375733
19229800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
11364377
24202310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11139854
23112327
《中兴会要》记载
11584334
24931465
—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11311386
22496686
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
12335450
25378684
乾道四年（1168年）
11683511
25395520
乾道六年（1170年）
11847385
25971870
乾道八年（1172年）
11736919
25955359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
12904874
27375586
淳熙三年（1176年）
12132220
27619019
淳熙五年（1178年）
12976123
28558940
淳熙八年（1180年）
11567413
26132494
淳熙十年（1182年）
11151684
22833590
淳熙十二年（1184年）
12394615
24393821
淳熙十四年（1186年）
12376252
24311789
淳熙十六年（1189年）
12907438
27544160
光宗绍熙四年（1194年）
12302873
27845085
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
12670810
28320085
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
5696989
13026532
阶段地域情况
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至绍兴五年（1135年），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25%。靖康之乱期间，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绍兴七年（1137年）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和当地人民的复业，长江以南各路的人口数量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三年（1143年），因人口增加和农业经济的恢复，两浙已不复有大片荒地。江淮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恢复主要开始于宋金和约签订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江淮人口已恢复至北宋后期的三分之一左右。
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靖康之乱时人口下降较多的诸路中，两浙、江西、湖南三路的户数均已超过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而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不到崇宁户数的40%。其他五路的户口在南宋初都有一定的增长，增幅超过长江以南和江淮各路。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二阶段属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为人口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先后发生过金海陵王南侵、宋隆兴北伐、宋开禧北伐、金宣宗南侵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受战争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战乱时总要遭受较大的损失，战后随着流民的回归和南北移民的迁入再度开始恢复，但是一场新的大战往往又使和平时人口增长的成果荡然。由于战场基本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各路保持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和平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发展。这些路可分为已充分开发地区和开发中地区两类。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和潼川府等六路属已充分开发地区。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六十余年间，这些路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至孝宗时期，上述诸路的人稠地狭现象开始加剧。明、严、徽、抚四州在孝宗时期基本恢复了两宋之际因战乱下降的人口数量，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州都已大致完成土地开发，人口增长率放慢。因此，这些州南宋中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年代越前，人口增长率越高，年代越后，人口增长率越低。
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镇江府、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市）、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县）、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市）等州军，均有两个增长率，其后一个增长率均大于前一个。这些州军在南宋嘉定以后都接收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南宋中期，由于人口密度较大，东南各路大多数府州的人口增长率都不高。成都府、潼川府两路的人口状况和东南各路相似。东南四路和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集中了72%—73%的人口，因此，其增长率的放慢对南宋全境的人口增长造成了影响。东南四路人口的死亡和流失曾几次造成南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湖南、夔州、广西、广东以及利州均属开发中的地区，由于这些路地广人稀，自北宋开始即有许多人稠地狭地区的移民迁入，加之非汉族成员归宋入籍的原因，著籍户口增加较快。广西是两宋之际人口增长最快的路。南宋中期，广西不仅未遭受过对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却有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迁入北部和沿海等地区。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各路的人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南等江淮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1‰，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已充分开发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5‰，湖南、夔州、广西、广东、利州等尚在开发之中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4‰左右。据此嘉定十六年南宋约有户1410万左右，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约在3‰左右。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开始攻宋之前各路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则南宋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宁宗、理宗之际。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自宝庆元年至德祐二年宋朝灭亡（1225—1276年），大致相当于南宋后期。受元朝攻宋战争的影响，位今四川盆地及汉水流域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剧减，由此导致南宋人口减少。蒙古军进入四川后，在各地大肆屠杀平民，而且战乱伴随瘟疫和饥荒。因此南宋后期四川人口损失极其惨重，以致于元代虞集说“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此外，蒙古军队还大量掳掠人口到北方充当奴隶。[326]四川四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嘉定十六年（1223年）有户259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19.4%，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境内只有20万户左右。[30]据此，宋末四川户数比嘉定十六年减少近230余万户。期间有前后户口可资比较的临安府、抚州、建昌军、邵武军、汀州和兴化军仙游县等6个单位的户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府州分布于两浙、江西和福建诸路，说明南宋后期这些路的人口仍有一定的增长。
如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原南宋境内各路的户数，和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宋元之际各路的人口发展状况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极度减少；第二类，福建、江西、淮西、湖南、广东等五路，人口有一定的减少；第三类，两浙、江东、淮东、湖北、京西南、广西等六路，人口有一定的增长。
当四川因战乱人口剧减时，江淮地区的淮东、湖北、京西南诸路，除淮西路有所下降外，其余三路均由于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大批涌入，以及元统一使这些移民能够定居下来，人口得到增加。此外，两浙、江东靠近长江南岸的诸府州也是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平江府、常州无锡县及江宁府的属县之所以有较高的增长率，可能与宋末元初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关。广西属开发中地区，南宋人口发展迅速，宋元之际的人口增长应是其惯性作用的结果。湖南嘉定十六年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两个年度的户数相当接近，表明其在宋元之际没有发生过导致人口有较多变化的重要事件。在德祐二年（1276年）宋恭宗降元以后，张世杰等人率宋军残部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后者福建、广东、江西三路户数均不及前者。
据上举《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效忠堂记》的数据，元灭宋之年南宋全境有户11746000户，比所估计的嘉定十六年的著籍户数1410万户减少235万余户，约占嘉定十六年估计著籍户数的16.7%。
货币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爆发会子危机。
“会子”。宋高宗后期，京城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这种“会子”改由官府发行。绍兴三十年（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来，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种。
“川引”。南宋时期在今四川地区发行的“交子”，通称为“川引”，分为一贯、五百文两种。
“淮交”。通行于两淮地区，所以称作“淮交”。孝宗时期，政府印制了二百、三百、五百、一贯4种“会子”，金额为400万贯，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绍熙三年（1192年），政府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期限为3年一界（期）
湖会。通行于今湖北地区，所以称作“湖会”。南宋孝宗时，政府发行“直便会子”700万贯，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分为五百、一贯两种。后来，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关子”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作为买卖转让：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这就变成了纸币。绍兴二十九年（1158年），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次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北宋、南宋时期，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宽。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但南宋朝廷发行纸币“交子”，其目的并不完全出于市场流通，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亏空）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发行铜钱、铁钱之外，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但宋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1210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1213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据史书记载，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国库储存“空竭”，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专门设置“撩纸局”，“撩纸局”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印、增印“交子”纸币。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手工业
南宋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3]南宋时期，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国，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
矿冶业
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生产。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黄铜产量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铁产量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
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欧洲人在18世纪时才发明），是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纺织业
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朝廷通过各种赋税，每年获得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棉织业的出现是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发展。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纺织棉布已经普遍。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南宋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造船业
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粱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行业
北宋灭亡后，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为南渡后邵成章设于临安凤凰山下，“黑澄泥为筑，极其精制，泑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同时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
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南宋时期的景德镇青白瓷，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程。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风貌与特征。南宋早期，具有北宋中、晚期特征，釉质晶莹如玉，白中间青，凝釉处呈水绿色，光泽度、透光度强。是青白瓷发展的盛期，具有典型的青白瓷的审美特征；南宋中期，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趋于滑坡，整体的质量已不如前，但仍有不少青白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下层瓷石制胎、支圈覆烧以及包金镶银印花芒口瓷成为南宋青白瓷的主要特征。南宋后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呈整体衰颓之势。除了景德镇以外，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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