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征安南战争
历史背景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14世纪末期，大越陈朝皇帝陈裕宗在位的时候陈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而此时南方的占城正处于制蓬峨统治下的鼎盛时期，屡次入侵陈朝。陈睿宗亲征占城，最后没于阵中。黎季犛虽是此战中的统帅，但由于与太上皇陈艺宗的裙带关系而免于被罢官。此后占城势力更加强盛，甚至一直打到都城升龙城下，大越无法制止。1380年，黎季犛率领陈朝军队第一次击败了制蓬峨。黎季犛凭借著军功完全掌握了陈朝的军政大权，将都城迁到了自己的势力圈顺化，随意废黜和拥立皇帝（共废立三帝：陈废帝、陈顺宗、陈少帝）。
1390年制篷峨阵亡后占城逐渐走向衰落。在解除外患之后，黎季犛大肆屠杀陈朝宗室，为篡位铺平道路。1400年，黎季犛复祖姓改姓“胡”，废黜了陈少帝，篡夺了皇位，建立胡朝；并以虞舜的后代自居，改国号大越为大虞。
战争起因
就在越南衰落、政权更替的时期，其北方的明朝逐渐兴起，取代了元朝成为了中国的新王朝。明太祖试图建立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在安南与占城发生战争时派遣使者调停；胡季犛随意废立君主引起了明太祖的不满，屡次拒绝了安南的朝贡。胡季犛篡位后，畏惧明朝来讨，长期向明朝隐瞒此事。不久胡季犛禅位给了次子胡汉苍，自称太上皇。1403年靖难之变发生后，胡汉苍以权理安南国事的称号向刚篡位的明成祖上表，诡称陈朝子孙绝灭，自称是陈朝皇帝之甥，受到群臣的推戴，请求受封安南国王。明成祖怀疑其真实性，遣使前往清化调查，但胡汉苍召集安南群臣联名向明成祖上书，最终明成祖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
然而1404年，有一位名叫陈天平（一作陈添平）的安南人从哀牢（老挝）进入明朝，自称是陈艺宗的儿子，将胡季犛篡位一事告知了明成祖。明成祖派遣御史李锜前往安南调查此事。胡季犛害怕被发觉，派人追杀李锜，李锜成功逃回了明朝并将其全部告诉了明成祖，引起了明成祖的愤怒。而在胡季犛篡位后，安南趁占城国王罗皑新丧之际曾多次大举讨伐占城。占城国王占巴的赖（越南史料称“巴的吏”）多次向明朝求救，请求明朝讨伐安南，这也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
1405年，明朝与安南又发生边境领土争端。明朝方面声称安南强占了边境的禄州下属的领土，要求安南将这些领土交给明朝。胡季犛作出了让步，将这些领土归还明朝；另一方面则大举征兵整备军队，派黄晦卿加筑多邦城（今越南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在白鹤江（在今越南富寿省附近）埋下木桩，并在险要道路设下关卡重兵防守。
战争过程
安南政变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1400年，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後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皇帝位。由於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著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4月21日[2]）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3]，欲藉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後，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𡗨权理国事”，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9月10日[2]），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6] 八月丁酉日（10月2日[2]），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其後，明成祖当著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 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归还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後南征的准备。 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於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 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ᗨ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至於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於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於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
明军南下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前国王孙”陈天平（陈添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即4月4日；《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即4月26日）。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後，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後大怒，便“决意兴师”。 7月16日，远征军正式出师，朱棣亲往龙江饯行，这一天风和日丽，江面上百舸争流，旌旗蔽空，鼓角齐鸣，明军威武雄壮，军容之盛为开国以来所未有。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加封“征夷将军”，配印信。后来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张辅代替、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徵，剥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1407年1月19日），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於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於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後，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
攻占安南
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西省，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於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6月16日）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收复。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
设立布政司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7月5日）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著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於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及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
朱棣对胡氏父子十分宽容，只将他们二人及少数近臣关押，胡澄、胡芮等人皆获赦免，然而朱棣的安抚却没有使安南平静下来。1408年，张辅大军刚刚班师，以简定、邓悉、阮帅等人为代表的安南地方势力就起兵叛乱，攻击盘滩、咸子关，控扼三江府之交通，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等地安南民众纷纷响应，明朝驻军镇压不力，致使叛乱不断蔓延。简定起兵后，自称日南王，后为招揽人心，又立所谓陈氏后人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陈季扩打着陈氏后人的招牌，得到安南人民支持。
二次南下
最初，陈季扩曾以陈氏宗亲的名义派人到明朝讨封，不料因使臣无礼，触怒了朱棣而被杀。朱棣在张辅支持下坚持武力进讨的方针，调发云南、贵州、四川都指挥使司和成都三护卫军共四万人，由沐晟领征夷将军印，再征安南，不料这次战局却非常不利。12月，沐晟在生厥江与安南叛军激战，因轻敌遭到惨败，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俊突围不成，自尽而死，交趾都司吕毅、参政刘显等人皆战死，安南形势大乱。
1409年2月，朱棣迫不得已，再度启用张辅督师，发兵二十万与沐晟协同作战，这时的朱棣正准备北征蒙古，因此要求张辅必须尽快平定安南事态。
“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张辅这时对安南形势已成竹在胸，他并不急于前进，而是在叱览山伐木造舟，“招谅江北诸避寇者复业”。待形势稳定后，张辅才率大军进至慈廉州，破喝门江，克广威州孔目栅，在咸子关击败安南军。安南乱军聚集战船六百余艘，退保江东南岸。张辅率领部将陈旭等以水师进攻，乘风纵火，大破其众，擒其将帅二百余人。追至太平海口，安南将阮景异又以战船三百艘迎战，复为明军所破。11月，张辅乘大胜余威，派指挥朱荣、蔡福等率步骑兵先进，自率舟师为后继，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于清化，再分道入磊江，屡败叛军，在美良山中活捉元凶简定，连同他的党羽一起送往京师，次年1月，张辅又削平其它各处变乱，斩首数千人，筑成京观以镇服安南人民。
陈季扩退屯乂安，继续抵抗，张辅飞檄向朝廷告捷。当时明军第一次北征正好遇到重大挫折，同是“靖难”名将的淇国公丘福、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和安平侯李远率十万大军北征本雅失里，结果在胪朐河遭蒙古军伏击，丘福等皆阵殁。朱棣震惊之余，又见张辅获胜，认为安南不足为患，于是召回张辅，准备亲自率领大军北征蒙古。
1410年，朱棣亲征漠北得胜而归，陈季扩趁机派使臣胡彦臣入贺并求封，朱棣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其属官分授都指挥、参政等职，然而陈季扩的本意是求封为安南国王，朱棣的诏旨既不能令他满意，遂继续称兵作乱。由于明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沐晟兵力不足，无法讨平陈季扩。1411年，为了彻底平定安南之乱，已经腾出手来的朱棣命令张辅三征安南，迫令“陈季扩表奏伏罪”，如不服罪，则以武力讨平之。
一向主战的张辅到任后，立即部署进兵，安南人民此时对张辅颇为忌惮，加上明军重兵抵达，局势开始发生有利于明军的变化。张辅到任，首先申明军令，都督黄中素来骄横，屡违节度，张辅斩之以徇，由此官兵惕息，无敢不用命者。7月，明军大破安南将阮景异于月常江，缴获战船百余艘，生擒安南元帅邓宗稷等，又捕斩别将数人。次年8月，安南叛军以战船四百余艘，分作三队，在神投海邀击明军。张辅以锐卒冲其中坚，明军以钩牵连敌船，作殊死战，从中午鏖战至傍晚，大破敌军，乘胜进抵陈季扩的老巢乂安府，安南军民降者相继。
1413年冬，张辅与沐晟会师于顺州，与安南军在爱子江决战。此役，安南兵仍然以象阵为前驱，明军按照张辅的部署，一矢射落象奴，二矢洞穿象鼻，群象皆返奔，自蹂其众。明军裨将杨鸿、韩广、薛聚等人乘势继进，矢落如雨，安南兵大败。1414年1月，明军进至政平州，安南兵残部屯暹蛮、昆蒲诸栅，悬崖侧径狭窄，骑兵不得前进，安南兵遂以为明军必不敢轻进，而张辅却与将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掩至其巢，出其不意大破安南军，擒阮景异、邓容等。陈季扩只身败走老挝，张辅命指挥师佑率兵追击，连破老挝三关，终于在蒙册南磨将陈季扩活捉，与其妻子一起械送京师。至此，安南全部平定，张辅以叛军所占城地，设升、华、思、义四州，增置卫所，留军镇守而还，此时正好是朱棣二征蒙古的前夕。
在明军的武力镇压下，交趾虽然再次平定，但明朝官吏不善于安抚，内部又勾心斗角，安南民心不附，为尔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1418年1月，安南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俭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起兵抗明，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明军无力镇压。1416年，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经营重点逐渐北移，交趾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战争结果
反叛不断
1418年农历正月，清化梁江蓝山乡的豪族黎利发动起义，自称“平定王”，盘踞该地与明军对抗。明军征讨数年，还未能将之消灭，便尝试采取利诱策略。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的记载，1423年农历四月，明将陈智、山寿等给黎利军送来大批牛、马、鱼、盐，及谷物农器，目的在于招诱黎利。黎利亦派人赠送金银回礼，并暗中作出防范。明军了解到黎利不愿妥协，便扣留黎军来使，此举反令黎利更坚定信念，“帝（黎利）怒，遂绝之，将士发愤，皆誓死战”。
1424年，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方略，在越中地区日渐坐大，包围西都，进占顺化、新平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员赴越增援。1426年，黎利军进迫河内，明征夷将军王通会合十万大军迎敌。农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𡨧洞。《明实录》记载战事发生于农历十一月，《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在农历十月）中，王通拟定设置伏兵，引诱黎利军队，但因军中的侦察人员被黎军所擒获，因而早有准备。黎利军便故意引诱明军，时值大雨滂沱，道路难行，明军遭黎利军四面夹击而大败。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说，此役中明军阵亡者有五万余人，被俘者万余人。
明朝征夷将军王通在崒洞之役大败后，便争取机会重整军力，又佯作与黎利议和。黎利明白这一点，便继续进兵，攻取东都（河内）附近城池。到1427年正月务求把一部份明军部队围困在内，使之孤立无援。明廷派柳升（越南典籍作“柳升”）再加兵十万前来增援。柳升抵达边境时，黎利曾要求“罢兵息民，立陈氏之后主其地”，唯柳升没有即时处理，只把信函原封不启，送交明廷，自己则领兵再战。黎利军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在支棱之役中击杀柳升（时在农历九月二十日，西历10月10日），明军又遭黎利军从各路进攻，陷于总溃败的状态。
脱离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明仁宗即位，次年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明宣宗皇帝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後，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
其后，宣德六年（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黎利亦不愿与明朝为敌，从此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始终奉明朝正朔。
历史评价
明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平定安南，主要是因为胡氏政权多行苛政、民心不附，朱棣应陈天平之请，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又承诺复立陈氏子孙之贤者，这当然受到了安南人民的欢迎，亦不失为仗义之举，但得胜后自食其言，草率地决定将安南收复，却是明显的失策。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安南虽曾多次成为中国领土，但自五代吴权以来，已独立成国，一旦直属中国管理，必然遭到安南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安南可谓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大虞被明攻灭，安南成为明朝的一部分。此后的二十年时间被称为越南第四次北属时期，亦称属明时期。虽然明朝推行安南与中国同化的政策，将大量的中国文化和书籍输入安南，同时也将大量安南的书籍送往中国。为了争得安南人的支持，明朝任命莫邃、范世矜、杜维忠等安南人为官，与明人一起统治安南。为了获得安南士人的支持，明朝特意出资修葺了陈朝宗室和遗臣的坟墓，并为他们上了谥号，立庙祭祀。但这些行为仍然遭到了安南人的反抗。
二、明缅战争
战争背景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沐英出击云南击败蒙古残余势力后，沐英被封作西平侯，子孙进封黔国公，世镇云南。同时明廷在云南外围以西、以南的极边之地设有六个宣慰司，即孟养宣慰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伊洛瓦底江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木邦宣慰司（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兴威）、缅甸宣慰司（即缅甸阿瓦王朝，臣属于明朝，其地在木邦以西，孟养以南，今缅甸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八百宣慰司（其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车里宣慰司（辖境相当于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老挝宣慰司（其地在今老挝境内中部）。当时大明授与当地上层分子以宣慰使的职衔，这些土司则接受明朝的封号，服从云南三司（即都挥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
自洪武至正统年间 （1368—1449年），明朝采取各种措施乃至战争手段，粉碎了分裂势力麓川引发的边疆危机，西南边疆版图得到极大拓展。明朝版图最盛时几乎包括了今缅甸全境，传统的边疆政区体制已不能满足此时的边疆控制需要，为适应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社会发展状况，明朝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发展和疆域形成。
明朝西南边疆政区的 “内”、“外”分野
明代编纂的全国性总志及云南通志完整记录了从洪武到天启年间云南的社会情况，无论是 《寰宇通志 》 、《大明一统志》抑或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正德 《云南志》 、万历 《云南通志》 、天启 《滇志》等书，其反映明代云南行政建置均按两种类型分别记载，透视出明代西南边疆政区体制的 “内外分野”特征。
现存明代最早的云南通志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云南布政司行政建置曰 ：“直隶府、州、司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司凡十七。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云南布政司所辖分别为 “直隶府、州、司”和 “外夷府、州、司” ？何谓 “外夷”？如该书所载，景泰六年（1455年） 云南政区建置情况为： ①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②云南府、澄江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武定军民府、临安府、广西府、广南府、元江军民府、镇沅府、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楚雄府、姚安军民府、景东府、顺宁府、永宁府、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北胜州、者乐甸长官司、大理府、蒙化府、鹤庆军民府、丽江军民府、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云南外夷衙门府、州、司；③木邦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府、孟艮府、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镇康州、湾甸州、大侯州、威远州、芒市御夷长官司、钮兀御夷长官司。
由于明代云南全省均处于西南边疆前沿，则上述将 “外夷”同 “直隶”对举的政区记载方式，体现出西南边疆政区体制具有 “内”与 “外”的分野。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所录 “直隶云南布政司”的政区为十二府、七军民府、三军民指挥使司、一州、二长官司，属于 “外夷衙门”的政区有六军民宣慰司、二御夷府、三宣抚司、四御夷州、二御夷长官司。这说明府、州、司等行政区划形式在 “直隶”与 “外夷”两种分野中共同存在，因此政区形式不是分野的基础。然从地理分布格局来看，两套政区分野最明显的是边疆地理态势: 所谓 “直隶府、州、司”均为云南靠内地区，而 “外夷衙门府、州、司”都位于云南 “直隶府、州、司”的外围及边疆地区，由此形成直隶府、州、司为云南的 “腹里”和外夷衙门府、州、司的 “外边政区”格局。
景泰年间撰成的 《寰宇通志》所载云南等处承宣布政司直隶政区与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的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完全相同，而该书以 “御夷”为标志的十七个政区也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 “外夷衙门”政区完全吻合。 英宗天顺年间 （1457—1464年） 重修《大明一统志》 ，所录云南政区的表达方式与 《寰宇通志》一致。 是知 《寰宇通志》与 《大明一统志》记载云南政区所称 “御夷”者，即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 “外夷衙门”政区，几种记录表达词汇虽然不同，但皆清晰反映出明代前期云南边疆政区的 “内外分野”特征。明中期云南再修通志，即为今存周季凤撰正德 《云南志》 ，其记述云南政区时也分为“腹里”和 “外边”两个系统， 说明这种 “内外分野”在正德年间 （1506—1521年） 依然延续。直到明后期，万历 《云南通志》与天启 《滇志》的记载较前述各志书发生了很大差异，举凡 “地理 ” 、“建置 ” 、“赋役 ” 、“风俗”等卷仅记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的情况，却专设 《羁縻志》记载云南外边土司政区。
综合上举诸书所载，明代云南的外边政区在洪武末年至永乐初年基本形成，主要是在以下三种不同的地区设置起来：
第一，元末明初麓川势力扩展所侵占的地域。洪武年间 （1368—1398年） 两次征讨麓川胜利后，为分解麓川势力，将麓川侵占之地从麓川平缅宣慰司中析出 ，“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镇沅、威远二州，干崖、潞江、湾甸、大侯、者乐五长官司” ， 初步形成以防御麓川为目的的 “御夷”外边政区。建文四年 （1402年），在原麓川军事控制区析置镇沅州，复置因麓川扩张所废威远府之地为威远御夷州。永乐元年 （1403年） 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大侯御夷长官司、湾甸御夷州、者乐甸御夷长官司等。永乐四年 （1406年） 设孟琏长官司，此为分化孟定府内麓川爪牙的力量而设。永乐七年 （1409年） 七月，复置因麓川扩张所废镇康府之地为镇康御夷州。经过一系列调整，到永乐八年 （1410年） 前后，从麓川扩张区域析置的 “御夷”外边政区业已形成，即孟定、孟艮二御夷府及镇康、湾甸、大侯、威远四御夷州。明朝经营数年 ，“麓川之地，可入版图矣” 。
第二，明朝平定云南后的新附地区设置为宣慰司或军民宣慰司。明朝 “初定滇时，止车里、麓川二宣慰司，已又立缅甸、老挝、八百大甸、木邦、孟养皆为宣慰，皆百夷种类也。七宣慰司包西南夷，直尽南还，汉唐未有也” ，西南边疆 “麓川之外有国曰缅，车里之外有国曰八百媳妇，皆内附” 。永乐年间 （1403—1424年），“云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来朝，诏置宣慰使司二、长官司五以统之“。随后诏定平缅、木邦、孟养、缅甸、八百、车里、老挝、大古剌、底马撒、清定十宣慰司。永乐以后，各宣慰司纷争不断，明朝于大古剌、底马撒等甚为边远政区鞭长莫及，基本失控。故明朝中期以后能够长期维持管控的大抵为孟养、车里、木邦、老挝、缅甸、八百大甸六宣慰司，即 “六慰” 。但是底马撒、清定此后仍然处于六慰土司统治之下，理论上也是六慰的一部分，
第三，正统年间 （1436—1449年） 三征麓川后析分麓川老巢之地设置干崖、南甸、陇川三宣抚司。到景泰年间 （1450—1456年），形成了稳定存在的西南边疆外边政区体系，包括“车里、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老挝六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孟艮二府，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威远、湾甸、镇康、大侯四州，钮兀、芒市二长官司” 。简言之，明代西南边疆外边政区的构成是通常所说的 “三宣六慰” ，以及特别冠以 “御夷”称号的二御夷府、四御夷州和二御夷长官司。当然，明朝后期政区调整和析置，外边政区数量略有增加，但区域仍然在云南直隶腹里政区的外缘地带，“内” 、“外”圈层结构的格局没有变化。
明代西南边疆的 “内 ” 、“外”分野不仅体现在政区名称上，也是当时政治地理态势的直观表达。从当时志书记载的云南关隘、交通和云南布政司辖属范围看，云南的西南边疆“内 ”“外”分野很明显，显示着明朝对西南边疆管理与控制的差异。正德 《云南志》记载云南布政司疆里说 : “东至普安卫界五百里，西至金齿军民司一千六百三十里，南至车里宣慰司二千一百里，北至武定府元谋县姜驿三百八十五里，东到广西泗城州治七百六十五里，东北到乌撒可渡桥六百三十里，北到四川会川卫五百六十五里，西北到丽江府巨津州一千三百八里，西到腾冲司二千里，西南到麓川宣慰司二千五百里，南到交阯界二千六百里，东南到广西田州府上郴州一千二百五十里”。这一区域正好是明代各书所谓 “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范围，亦即云南的腹里 （ “内” ） 地区，其统治和政区形式与内地一样。而在此区域外围则是云南的 “外夷衙门”政区，正德 《云南志》通过交通和关隘控制态势来加以描述说: 云南 “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而达于八百“；西南通缅而著于南海； 东南统宁远而属于安南；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 。 反映出云南外边政区的管控范畴即明朝西南疆域达到的区域。从地域格局分析，明代云南政区体制中的 “内 ”“外”分野，正是存在于中国历史疆域发展与政治地理格局中的 “边疆区与内地的圈层型关系”的体现。明代云南 “内 ” 、“外”分野的两套行政区划方式充分反映了西南边疆的内边与外边圈层关系，表现了西南边疆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也是明朝国家疆域观指导下对西南边疆王朝版图控制和管理的创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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