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
湘西的蛊术和湘西的赶尸一样,到现在也没人能指出它的真实情况来。和赶尸不同的是,放蛊几乎 在湘西地区都有流传,而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奚、叙浦四县。
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只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所谓的放蛊方式和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但却根深地固的留在人心。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
其实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故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 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现在在苗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小。
“蛊”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放蛊是我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沈从文在《湘西》里所写的:“……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盅,男子特别欢喜杀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造蛊方法:取诸毒虫如毒蛇、蜈蚣、老鼠、蝴蝶、蜥蜴、蝎子、毒蜂等密闭于容器中,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称为蛊,便可为蛊害人。
宋代的郑樵《通志》也记载说:“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蛊用于实际生活,主要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情蛊、怕蛊、恨蛊。这三种蛊,都是湘西女子独占爱情,维护家庭稳定的法宝。
“情蛊”:
苗族特有的“情蛊”,是用苗家妹子的“经血”和“蛊”练成,每月以经血喂养,三年得一“情蛊”,下蛊者与蛊在灵性上“融为一体”之后,蛊种的后代就也会携带下蛊者的灵性信息,就会听命于下蛊者的驱使。它可下在饭菜中,苗族女孩子都以此“情蛊”下在自己的情郎身上。传说苗家妹子,大多15、16岁出嫁。可是,貌若天仙、自命清高的红药妹妹一直想找个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阿哥。一等,等到了23岁,成了黄花老姑娘。有一天来了个前来苗寨考察的心上人,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几年后,阿哥对红药妹妹说,我要回家尽人子之道,看望父母,其实他是念念不忘家里的老婆和孩子。红药妹妹爽快地答应了,晚上准备了从来特别丰盛的、从不舍得吃的腊肉、土鸡、山珍菇等招待丈夫,并在饭菜中下了蛊
是夜,巫山云雨,情深谊长。天亮后,红药妹妹拜别丈夫,并反复叮咛:“三年后必须回家。”阿哥回到故乡,和原先的老婆和孩子共享天伦之乐,不知不觉竟忘记了红药妹妹。转眼间,三年到了,他突然莫名其妙得了怪病,看遍各家名医,从未见好,终于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在弥留之机,忽然想到了红药妹妹。家人请来壮汉把他抬到苗寨,红药妹妹打发壮汉走了。然后让丈夫躺地七天,精心调理,解了蛊,总算把他从鬼门关里走回来了。从此,阿哥永远留在了苗寨,还生下了不少小孩。
“怕蛊”:
“怕蛊”又俗称怕药。在湘西,丈夫害怕妻子、媳妇害怕婆婆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人解释说,这都是中了怕蛊的原因。据说,湘西女子不对男人下这种蛊。即便万不得已而下,在药量上也是微乎其微,只要使男人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惧怕的感觉就够了,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蔫头土脑,缺乏男子汉气质。
“恨蛊”
三种蛊药中,数“恨蛊”最为可怕。这种蛊,一般是在丈夫被别的女人抢去的情况下,妻子万般无奈而对丈夫放的一种蛊。目的是迫使丈夫回心转意。湘西老辈人讲,中了恨蛊,尚不迷途知返,十有八九难逃一死。恨蛊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在人体内潜伏期较长,一般都是半年后见效呈现中蛊症状,长的则要两三年才有所反映,时间长短,主要由放蛊人决断。沅陵乌宿乡的一个村里,早些年有个张瓦匠,在外做瓦时,与别的女人好上了,过年也不回家。他妻子李氏知道他在外面沾花惹草,很难过。有一年腊月三十,李氏背着娃儿到山外寻到了丈夫,正撞上他与那个女人在瓦棚里戏闹,她很伤心,劝丈夫别烧瓦了,随她回村去。男人不肯。她无奈之下,心一狠,就悄悄地在男人的酒里下了恨蛊。临别时,她一再暗示男人说:“有病痛就早点回村来,三妹她爹是百病包医的郎中。”不知张瓦匠是不懂妻子的暗示,还是死了心不愿再回到自己那个穷村子。到第三年头上,终于在莫名其妙的病痛折磨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