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篇 明成祖

元末至正二十年，即公元1360年的四月十七日，朱棣降生于古都应天府，此地即是今日繁华的南京城。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陈友谅的大军便如乌云压顶般逼近池州，不久更有消息传来——陈友谅挥师东进，直指太平（今安徽当涂）。一旦太平失守，应天势必成为下一个战火蔓延之地。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即便是新生儿的父亲朱元璋也无暇顾及亲子，匆匆披挂上阵，奔赴前线指挥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

在至正二十七年的旧历岁末，正值公元1367年，朱元璋即将在来年登基为帝。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庄重地前往太庙祭拜祖先，并为自己渡江以来所生的七位皇子一一赐名。其中，他的第四子被正式命名为“棣”——直到这一刻，朱棣才如同他的兄弟们一样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精心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矩，为每一分支预设了二十个字作为辈分序列。其中，属于朱棣这一脉的字辈顺序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这些字辈既蕴含着深厚的寓意，也承载着朱元璋对未来子孙的殷切期望。

同年，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开始了严苛的军事训练。朱元璋坚信他的儿子们应当习惯于劳苦，因此他命令朱棣和他的兄弟们都穿上粗糙的麻鞋，绑紧护腿，像普通士兵一样前往城外徒步跋涉。他们的行程中有七成是骑马，而剩下的三成则需要徒步完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需定期在练兵场上磨炼武艺。由于朱元璋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孩童时期，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就开始接受教育，由博学的大儒指导他们学习正统的儒家经典。早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就在皇宫内的白虎殿为众子设立了专用的学习场所。在他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太子及诸位皇子们的读书地点改为了文楼。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宫中建成了名为“大本堂”的宏伟建筑，这里汇集了大量的书籍，并邀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前来授课。从此，朱棣等皇室子弟以及功臣们的后代便在此处开始了他们的学习生涯。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稳固江山社稷，策封诸位皇子为王，其中封次子朱棣为燕王，并特设大宗正院——后世所称的宗人府，专司皇族内部事务。朱元璋深思熟虑后认为，元朝之所以覆灭，主因之一在于君主势弱，无力依靠藩属之力抵御外患。为此，他决定将各藩王作为屏障，护卫中央政权，确保朱家王朝万世基业。到了洪武六年，即1373年的春天，朱元璋先后颁行《昭鉴录》与《祖训录》，旨在引导诸位藩王，特别是年轻的燕王朱棣，遵循古训，以史为鉴。这些典籍记载了历代藩王的成败得失，意在对皇子们进行深刻的宗法教育。朱棣在宫廷生活中需恪守繁复的礼制，频繁参与各类朝会与祭祀活动，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他的性格与观念。洪武九年，即1376年，朱棣迎娶了魏国公徐达的长女徐氏为妃，她日后成为了著名的明成祖仁孝皇后。同年，朱元璋考虑到秦王朱樉、晋王朱棡以及燕王朱棣即将离开京城赴任封地，于是派遣三位王子前往“中都”凤阳，探访先祖创业之初的地方。此举意在让三位王子亲身感受明朝基业的艰辛历程，增强他们守护江山的责任感。随后的日子里，朱棣先后三次被指派长期驻留凤阳，期间不仅锻炼军事才能，更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疾苦。这一系列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明史》记载：“凡民间琐事，无不悉心考察。”可以说，凤阳的生活经历，成为了朱棣宫廷教育的重要实践环节。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朱棣被封藩于北平。每一位亲王麾下都拥有一支名为“护卫”的小型军队，规模不等，少则三千，多则可达一万五千之众。表面上，亲王不得涉足地方政务，但在危急时刻，却有权调动驻扎在封地的守备部队。每当战事起，亲王们便会率领这些护卫随大军出征，在战场上与那些威名赫赫的大将军并肩作战，即便身为统帅，有时也不得不服从亲王的指挥。在诸王初次受封之时，明太祖总会精心挑选一位高僧作为辅佐。其中，有一位名叫道衍的僧人，后被朱棣赐名为姚广孝，此人不仅智谋出众，而且学识渊博。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道衍随朱棣前往北方的燕王府邸，两人自此交往日深，情谊相投。道衍还引荐了一位名为袁珙的术士给朱棣，这两位智者日后成为了朱棣的重要谋士。除此之外，朱棣还积极结交地方上的文臣武将，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到了洪武二十二年的正月，即公元1389年，朱元璋下令将大宗正院改为宗人府，并任命朱棣担任右宗正一职。

洪武二十三年的正月，朱元璋委任傅友德为大将军，率领包括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列侯前往北平，整训兵马，一切行动皆听从燕王调度，准备远征漠北。同时，山西的军队则由晋王统辖。燕王偕同傅友德等将领穿越古北口，探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屯兵于迤都一带，于是下令大军疾进。正值一场大雪覆盖大地，众将建议待风雪稍歇再行推进。然而，燕王朱棣却洞察先机，认定这场突降的大雪会让敌人措手不及，正是趁虚而入的最佳时机。大军抵达迤都附近，仅隔着一片沙碛，元军竟浑然未觉。即便兵力占优，朱棣依然决定采用智取之策。派遣麾下将领观童进入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乃是旧交，在劝说过程中，明军已势如破竹，击败元军。乃儿不花正欲乘马逃逸，观童及时告知其来者为燕王之军，无须惊慌，并邀其一同前往明军营地请降。乃儿不花受到明军的热情款待，深受感动，随即带领自己的部落以及牲畜，归顺了明军。这一捷报迅速传至京师，朱元璋欣喜若狂：“肃清沙漠者，燕王也！”自此之后，燕王朱棣声名鹊起，备受倚重，多次受命参与北方的军事行动。洪武二十四年，朱棣奉旨率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成功捕获番将阿失里等人。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朱元璋诏令晋王统领山西，燕王则掌管北平各卫将士，所有军务均需向朝廷和两位亲王汇报。洪武二十九年三月，朱棣领军北上，直抵彻彻儿山，擒获敌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继而追击至兀良哈秃城，遭遇敌军哈剌兀，最终大获全胜而归。直至洪武三十一年，晋王去世后，朱元璋命令朱棣统辖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责成他统领诸王，共同抵御边疆之患。在这群雄并起的时代，晋王与燕王成为最受倚重的两位亲王，他们不仅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更是在维护边疆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储君，此举随着时间推移，在诸王间种下了纷争的种子，尤其是秦、晋、与燕王之间，暗流涌动，彼此间的角力逐渐浮出水面。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当朱棣成功招降了乃儿不花之后，晋王开始对朱棣的功绩感到忌惮，于是向太子朱标告状，称朱棣“劳师冒险”，未遵守其指令，迫使朱标不得不将此事禀报给朱元璋。在随后的朝会上，晋王更是对朱棣出言不逊，并派遣密探潜入燕王府，意图搜集朱棣治国上的“细枝末节”作为把柄。每当朱棣入朝，总能感受到来自太子言语间的挑衅，紧张气氛一触即发。不幸的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采纳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期平息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离世；而到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临终之际，晋王也随之而去，使得朱棣成为了诸王中的最年长者。此时的朱棣，不仅拥有着一支身经百战的护卫军，其权力范围也远远超越了“列爵不临民”的传统限制。晋王去世仅一个月后，朱元璋特地向朱棣颁发了一道敕谕：“朕之众子，唯汝才智出众。秦、晋二王已逝，如今你是诸王之首，攘除外患，安定内政，非汝莫属……望你能统领诸王，审时度势，守护边疆，抚恤百姓，以回应天意，不负朕之所望。” 这份敕谕表明，朱元璋已将朱棣视为维系大明江山的重要支柱，对其寄予厚望。然而，朱元璋毕竟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亦深知燕王及其余诸王权势过大，可能会对新帝构成威胁。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遗诏：“各藩王镇守封地，不得前往京城。各地文武官员须听从朝廷调遣。”这正是他对后世可能面临的动荡局势所表现出的深深忧虑。

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的闰五月，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基。遵照先帝遗诏，各藩王须留守封地，不得前往京城吊唁。燕王朱棣从北平前往南京途中，接获朱允炆的诏令，被迫中止行程。朱允炆采纳了齐泰与黄子澄的建议，着手削弱藩王势力；短短一年之内，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以及代王相继被废黜。与此同时，燕王朱棣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他精心挑选勇猛的士兵来加强自己的护卫军，并借追捕逃兵之名，秘密招募奇人异士。表面上，朱棣收敛锋芒，甚至假装患病；暗地里，他却加紧训练兵马，并利用燕王府邸的隐蔽优势，加快制造军械。随后，朱允炆任命张昺为北平布政使，并让谢贵与张信掌控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此来控制北平，即今日的北京地区。他又派遣都督宋忠、徐凯及耿瓛率军驻扎于开平、临清与山海关等地，并调动燕王府的护卫军，进一步加强对燕王的防备。朱棣的疯狂之举不过是权宜之计，意在争取时间准备迎战。他命令亲信张玉与朱能率领八百精锐潜入王城。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奉朝廷之命，带领城内的七支卫队和屯田军，将王城团团围住，并用木栅封锁了端礼门等要道。朝廷削夺朱棣王爵并逮捕燕王府官员的诏书也随之抵达北平。建文元年，即1399年的六月，齐泰下令将燕王使者邓庸拘捕审讯，由此得知朱棣即将举兵造反的情报。于是，朝廷派遣军队逮捕燕王府官员，并秘密命令张信捉拿朱棣。然而，张信曾是朱棣的老部下，此刻选择了投诚。朱棣随即展开行动。到了七月，他设计诱杀了张昺与谢贵，并命令张玉与朱能趁夜攻打夺取北平的九座城门，成功占领北平。他以尊崇祖训、清除“奸臣”齐泰与黄子澄、为国家“靖难”为由，宣布出兵。他废除了建文年号，改称为“洪武三十二年”，并向将士们宣读了檄文，同时向朝廷呈递奏折，宣称依据《祖训》，当朝中缺乏忠臣，且有奸佞作乱之时，“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自此，一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伊始，北方众将多为朱棣昔日亲信，纷纷倒戈相向，加入了他的阵营。朱棣势如破竹，接连攻克居庸关、怀来等地，擒获了南军将领宋忠。随后，他又一鼓作气拿下了遵化，永平也随之归顺。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任命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征讨朱棣。大军抵达真定（今河北正定），前锋部队在雄县遭遇伏击，九千精兵尽数陨落。紧接着，在真定的正面交锋中，南军再次惨败。无奈之下，朱允炆改派宗室勋贵李景隆接替耿炳文。同年九月，江阴侯吴高率辽东兵马围困永平，而李景隆则集结五十万大军，驻扎河间。十月，朱棣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奇袭大宁，俘虏了宁王朱权及其家属，并收编了他的朵颜三卫骑兵——这是一支由蒙古勇士组成的强大雇佣军，使得朱棣的兵力瞬间增强。与此同时，李景隆趁虚进攻北平，但由于朱棣长子朱高炽坚守城池，使用冰冻之策加固城墙，使得李景隆未能得逞。朱棣从大宁返回后，在郑村坝大败李景隆，迫使其撤退至德州。接着，朱棣攻取蔚州、大同，诱使李景隆分兵救援却徒劳无功。面对战局不利，朱允炆不得不罢免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试图缓解燕军的压力。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双方在白沟河展开激战，李景隆再次败北，燕军随即围攻济南。然而，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以逸待劳，令燕军久攻不下，最终只得撤退。同年九月，朝廷晋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并任命盛庸取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与燕军决战，燕军遭受重创，主将张玉战死沙场。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了齐泰和黄子澄的官职。翌年二月，燕军再次南下，三月在滹沱河击败盛庸，随后又在藁城战胜吴杰等人。为了鼓舞士气，朱允炆假意流放齐泰和黄子澄，让他们在外招募新军。尽管此时朱棣屡战屡胜，但损失也颇为惨重；朝廷方面兵源充足，燕军攻占的河北、山东等地，在燕军撤离后又被朝廷军队重新占领。到了建文三年年底，内应透露南京城防空虚的消息，朱棣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决定调整战略。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挥师南下。四月，接连击败何福、平安的大军。五月，攻克泗州、盱眙，剑指扬州。在此危急时刻，建文帝派遣庆成郡主前往燕军营中，提出割地求和，但被朱棣断然拒绝。六月，江防都督陈瑄率水师投诚，燕军顺利渡过长江，占领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打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皇宫烈焰冲天，朱允炆下落不明。六月十七日，朱棣拜谒孝陵之后，在南京奉天殿登基称帝。七月一日，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则为永乐元年（1403年）。自此，开启了长达二十二年的辉煌统治。

登基为帝后，朱棣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不仅意味着要昭告天下他即位的正当性，还要清除那些潜在的政治异己。建文四年（1402年），随着南京城落入他的手中，朱棣随即宣布了一份所谓的“奸臣榜”，以此来惩治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们。一时间，腥风血雨席卷了朝堂之上。方孝孺，这位忠贞不渝的大臣，连同他的亲族及朋友共计八百七十三人惨遭屠戮；其门生如卢原质、郑公智与林嘉猷亦未能幸免，慷慨赴死。黄子澄与齐泰等人的遭遇同样悲惨，他们不仅身首异处，就连家族也未能幸免，遭到彻底的清洗。练子宁的死更是引发了连环的悲剧，仅是在公开处决的环节就有足足一百五十一人丧命，而因家族被抄家流放至边疆的更是多达数百人。陈迪的遇难导致了一百八十余人被迫远离故土，踏上流放之路；司中的被杀则牵连了八十多位亲属一同赴死；胡闰家族的两百七十口人被无情地剥夺了自由；董镛的遇难，更是让两百三十名无辜的亲人陷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然而，在这场血腥风暴中，朱棣并非一味地施行残酷的惩罚。对于“奸臣榜”上的某些人物，他选择了宽恕并继续任用，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以及尹昌隆等人，这些人的命运因此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朱棣对待朱标、朱允炆一系以及其他的藩王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他将吴王朱允熥改封为广泽王，衡王朱允熞为怀恩王，徐王朱允𤐤则成为了敷惠王，并且允许他们跟随母亲吕氏居住在懿文太子陵园内。朱允炆曾追尊的兴宗孝康皇帝，现在仍旧被称为懿文太子。对于那些在建文年间被废黜或囚禁的亲王们，朱棣下令恢复他们的王位，并邀请他们来到京城朝见新的君主，每次接见都会慷慨地赏赐他们大量的财物。这些行为看似是对家族传统的遵循和加强亲情的表现，实则隐藏着驾驭和控制的目的。例如，在迫使宁王结盟时，朱棣曾经承诺若成功将与宁王平分天下，然而一旦登基，他不仅否认了之前的诺言，甚至拒绝了宁王对苏州、钱塘等地的要求，最终将宁王改封至南昌。此外，朱棣还秘密削减了各个藩王的实际权力及其军事力量，包括代王、岷王、齐王乃至与自己同母的周王的护卫力量都被削弱，确保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任何一个边镇抗衡。与此同时，朱棣向全国宣布：凡是建文帝时期更改的法律制度，都要恢复到原来的样貌。所有在建文年间被贬谪的官员，都被重新任命回原职。那些与太祖设立的规定相冲突的法律条文均被废止，并且宣布大赦天下，除了谋反、弑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不予赦免之外，其他所有的罪行不论轻重一律宽恕。不过，也有一些原本有利于民生的政策被废除了，比如建文二年时减轻了浙西地区在洪武年间过重的田赋，如今这些赋税再次变得沉重。在朱棣登基之后，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奖励那些在靖难之役中有功的大臣。永乐元年（1403年）的四月，再次评定靖难之役中的功绩，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位大臣为侯爵，陈亨之子陈懋等六人为伯爵。同时，他还广泛搜罗人才，命令官府寻找那些隐居山林、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士，并根据其能力予以任用。

靖难之役后，北方大地满目疮痍，“淮以北”地区尤甚，仿佛一夜之间化作了莽莽荒原。无数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四处流浪。面对此情此景，明成祖朱棣决心重振民生，他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他对山东、北平、河南等地受战火蹂躏的州县宣布减免三年赋税；而对于未曾遭受兵燹之地，如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等地，以及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等省份的部分区域，则实行秋夏税粮减半征收的政策。所有截至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初一日之前欠缴的钱粮、盐课等亦一律免除。此外，他还特别关注到从河南、山东、北平等地流离至淮河两岸的民众，命令他们返回故乡重新开始生活，所需耕种工具和种子由官府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明成祖下令恢复北方因战乱而中断的教育事业，不让任何一所学校荒废。他深知只有让民众回归土地，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复兴。因此，甫一登基便派遣使者四处寻找流民，鼓励他们重返家园耕作。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他对户部官员表示：“百姓们是迫不得已才离开家乡，对于已经返乡的人，地方官应当给予更多关怀；而对于尚未归来的流民，我们更应该尽心尽力地招抚。对于新开垦的土地，暂时不征收任何税费。”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却对已归家的流民追讨过往数年的欠粮。对此，明成祖极为不满，他强调：“农民之所以选择逃离，是因为生活实在艰难。当他们重返故土时，面对的是荒废的土地和缺失的农具与种子，此时最需要的是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如果还要向他们追讨过去的欠款，这些贫困的民众如何能够生存下去？从今往后，凡是返乡的流民，他们过去所欠的粮食一律免除。”这一系列开明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流民回乡务农的积极性，使得荒芜的土地迅速得到了开垦。同时，考虑到长期战争导致部分地区土地闲置，而其他地方则出现了人多地少的问题，例如江南和山西的某些地区，明成祖效仿先帝朱元璋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力求将农民与土地紧密结合，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快速复苏。

明成祖对待地方官员的要求极为严苛，他强调官员们必须深入民间，亲身体验百姓的生活状况，并及时向朝廷汇报民众的疾苦。在永乐十年（1412年），他召集了超过五百名地方官员进京觐见，要求每个人都详细报告其管辖区域内的民情。他还立下了严格的规矩：“若有人隐瞒不报，则追究其责；即便所言有不当之处，亦不予追究。”随后，明成祖进一步下令：“凡郡县官员以及中央派遣的巡视使，若目睹百姓困苦却不上报者，一律逮捕并依法惩处。”对于地方遭遇的自然灾害，他要求必须迅速响应，确保“上午报告灾情，下午即展开救援”，不允许有任何延误。在他统治期间，明成祖不断完善文官体系，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宽严相济”，并以此作为施政的原则。为了加强与士绅阶层的联系，他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并积极编纂书籍来弘扬儒家思想，旨在扭转明朝初期过度推崇佛教和道教的趋势。在选任官员时，他注重因材施教，用人唯贤。此外，他还致力于首都北京的建设，亲自指挥了多次针对北方边疆的征伐行动，甚至远征安南，派遣郑和率领船队远航海外，组织编写了诸如《永乐大典》这样的重要文献，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永乐四年，七月流火之际，明成祖诏令颁布，委任成国公朱能佩戴征夷将军印，统领全军；西平侯沐晟出任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则为右副将军，共同率领军马，挥师南下。大军入境安南之时，传檄历数胡季犛、胡汉苍父子二十余条大逆不道之罪，同时昭告天下，将以陈氏子孙重掌朝纲。明军势如破竹，连连取胜。胡氏一族见大势已去，焚烧宫殿，乘船逃遁海上，最终仍难逃被明军擒获的命运。明成祖随即降旨，将安南更名为交趾，并在此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都指挥使司，管辖下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其中，布政使司直接统辖五州之地，管理二十九县。在各战略要地，均驻扎卫所，以确保局势稳定，牢牢掌控这片新纳入版图的土地。

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的二月，明成祖派遣使臣前往鞑靼，传达了他希望双方能够和睦相处的愿望：“愿我们两国和睦相交，我主宰中原大地，而可汗则统治北方边疆，让我们彼此永远安宁无事。”然而，使臣却遭到了不幸的命运——他们被杀害了。这一事件激起了朱棣的怒火，他誓言要消灭那些违抗命令之人。同年七月，朱棣任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领十万精兵征讨鞑靼。然而，丘福轻敌冒进，仅率领先锋千余骑兵便抵达胪朐河，结果由于指挥失误，导致自己与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以及安平侯李远等将领一同战死沙场，所率人马也在胪朐河遭遇惨败。闻此噩耗，朱棣怒不可遏，决定亲自率军出征。永乐八年，即公元1410年的二月，明成祖集结了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自征伐鞑靼。五月时分，在斡难河畔，明军大破本雅失里的军队，本雅失里仅带着七名随从狼狈逃窜。随后，明军又在兴安岭击败了阿鲁台的部队。阿鲁台的军队四散奔逃，他本人也带着家眷仓皇逃离，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阿鲁台归顺了明朝，明成祖册封他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明成祖已经封瓦剌的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不过，随着瓦剌势力日益壮大，他们不仅阻碍了明朝通往西北的道路，还图谋控制鞑靼地区。

永乐十二年，即公元1414年二月，明成祖朱棣再度挥师北上，亲征瓦剌。六月，风云突变之时，一场名为忽兰忽失温的大战拉开帷幕。答里巴汗联手马哈木、太平与把秃孛罗三位王公，率数万精锐骑兵，每位勇士均配备三至四匹战马，在距离明军十数里之外的一处山峦布阵，气势恢宏。明军率先派遣一支精兵挑战马哈木。面对来势汹汹的挑战，马哈木随即下令麾下蒙古骑兵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下，却不幸遭遇明军密布的“神机铳炮”猛烈反击，被迫撤回山顶重新集结。随后，明军东西两翼的部队逐渐推进，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战场上血雨腥风，双方均有重大伤亡。随着夜幕降临，朱棣亲自指挥数百名精锐骑兵作为先锋冲锋陷阵，紧随其后的火铳部队齐声轰鸣，骑兵们乘着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勇猛作战。最终，瓦剌部遭受重创，包括王子在内的十余名重要将领阵亡，数千名士兵丧生。答里巴汗、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四位首领仅以身免，一路奔逃至土剌河畔。此役之后，明军大获全胜的消息迅速传开，随即派遣使者向阿鲁台宣布这场辉煌的胜利。不久，阿鲁台便派使臣前来朝见。次年，瓦剌的马哈木等人亦派遣使节向明朝表达歉意，并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往来。

永乐二十年，即公元1422年的三月，大明帝国的雄主朱棣御驾亲征，剑指北方的鞑靼。大军压境，一路推进至宣府东南方的鸡鸣山，此地今日名为河北宣化。阿鲁台，这位鞑靼的领袖，闻风丧胆，在夜幕的掩护下从兴和悄然遁去，选择避实就虚，不予正面交锋。待到七月，明军势如破竹，抵达了煞胡原。在那里，他们俘虏了一些鞑靼部落的成员，从这些人口中得知阿鲁台早已远遁。失去了目标的明军只得停止追击，然而归途并非平静无波。在回师的路上，朱棣麾下的精锐又与一贯支持阿鲁台的兀良哈部展开激战，杀敌无数，迫使兀良哈部残部主动向明军投诚。翌年秋七，即永乐二十一年的秋季，朱棣再度挥师北上，意图彻底解决阿鲁台之患。然而，消息传来，阿鲁台已被瓦剌击败，其部落四分五裂。鉴于此情此景，明军并未贸然出击。到了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领部族向大明俯首称臣，朱棣欣然接纳，并赐予他“忠勇王”的封号，赐名金忠。随着十一月的到来，明军凯旋而归，回到了繁华的京师，结束了这场漫长的征战。

永乐二十二年，即公元1424年的正月至七月间，明成祖朱棣发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亲征，目标直指入侵的鞑靼部。彼时，鞑靼首领阿鲁台率军侵扰明朝边境，战火蔓延至山西大同与开平（今位于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面对此等挑衅，朱棣迅速集结起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及辽东五地的精锐部队，在京师（今北京）与宣府（今河北宣化）严阵以待。得悉阿鲁台已退至远方的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的哈剌哈河下游），朱棣当即下令全军火速追击。然而，直至六月十七日，当明军抵达答兰纳木儿河畔时，搜寻了方圆三百里，却未能发现阿鲁台及其部众的踪迹。由于战果寥寥且粮草殆尽，朱棣不得不遗憾地下令撤军返程。回师途中，于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不幸病逝于榆木川（今位于内蒙古多伦西北，具体位置仍有争议）。此时，大军远离京城，为防止军心动摇，朱棣身边近臣决定秘不发丧。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将朱棣的遗体安置于由军中锡器熔铸而成的棺椁之中，并将其置于辇车上，每日仍按例供奉膳食，以此掩盖真相。大军随即继续向京城进发，同时秘密派遣使者通知太子朱高炽。不久之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成为明仁宗，而明成祖则被安葬在北京天寿山的长陵，与徐皇后合葬。他被追尊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朝廷认为明成祖有再造江山之功，堪比开国先贤，因此改封其为明成祖，追赠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简称“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