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国家仅设官收税。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建议，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209]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74]。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75]，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209]
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76][77]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76]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76][77]
中，记载了秦汉之际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星表实物。武帝时落下闳、宣帝时耿寿昌等人曾创造了早期的浑天仪，用来观察天象，表明西汉时的天文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5]
历法
西汉的历法成就较大。汉初，使用秦时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到西汉中期，《颛顼历》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现象，不精确。于是汉武帝命司马迁、落下闳、邓平和唐都等改订历法，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编成了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第一次把24节气订入历法，并可预知日食，校正朔望，指导农时，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汉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制成《三统历》，规定一年为
日，一个月为
，19年置7个闰月。《三统历》是比较精密的历法。[196]
数学
《周髀算经》是中国《算经十书》之一。大约成书于西政中期，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在数学方面，它使用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并最早利用勾股定理，还提出“一周三”的圆周率，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名著。[196]
《九章算术》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199]作者不详。西汉早期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对它进行过增补删订。全书分9章，246个例题。其内容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个章节，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其中负数，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学成就。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比欧洲早一千余年。此书于隋、唐时传入朝鲜和日本，被定为教科书，现已译成英、日、俄等国文字。[200]
通过《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这两部书，可知西汉中后期的数学成就已经很高了。[198]
农学
氾胜之是西汉著名农学家，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提倡种麦，获得丰收。他所撰的《氾胜之十八篇》被后世统称为《氾胜之书》。该书总结了关中一带农民耕作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区田法（区读音ou，即点种法）和浸种法（在种子上粘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此外还有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等。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196]
西汉时期医学有很大发展，建立了较完整的中医学体系。当时的医学理论尽管有阴阳五行的外衣，但对生理现象、病理现象和治疗方法的解释，则包含着辩证观点。《黄帝内经》和《难经》是西汉医学理论的代表作。《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阐述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了针灸法。《难经》是讲述经脉、腑脏、针法及处方的专著。当时著名医家淳于意，医术甚精，还注意把病人情况和治疗过程记录下来，为中国最早的“病历”创始人。[196]
西汉时，尸体的防腐技术很高。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赤眉军在长安发掘了皇室陵墓，发现历200余年的吕后尸体“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女尸和江陵凤凰山发现的男尸，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尸体基本完好，这可以说明西汉时防腐技术已相当先进。[197]
造纸
西汉时发明造纸术。1933年在新疆、1976年甘肃地区的汉代烽寨中，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的西汉窖藏中出土现了汉宜布时的麻纸片。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了西汉早期的纸，绘有地图，纸薄而的，纸面平整光滑，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到相当水平。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艺术
绘画
西汉时期的美术起点是战国时代美术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写的对象，开始逐步发展写实的风格，而这也是古代美术发展的新的起点。艺术的认识生活的作用，在范围上和方法上，都因汉代美术的发展而进入新的阶段。
西汉美术题材的多方面性，说明西汉美术的百科全书的性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哲学等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容，美术家都企图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现。相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水平，西汉美术的题材是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雕刻
西汉的雕刻艺术有很大发展，以石雕最具代表性。保存至今的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引人人胜。内有一尊“马踏匈奴”雕像，是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刻的，造型生动，神态逼真。其余伏虎、卧马等许多石刻，利用天然石料顺势加工而成，都气魄雄伟、形象动人。此外，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石像)，气势雄壮，栩栩如生。[214]
音乐
西汉时的音乐也有很大发展，汉武帝时李延年曾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并组织大型宫廷乐队，演唱刘邦的《大风歌》时，有歌队120人。李延年又模仿张骞从西域传来的《摩诃兜勒》曲，作“新声”二十八解，用于军中，称“横吹曲”。长沙马王堆软侯墓出土的木瑟、竽、十二乐律管，说明当时的显贵之家都有自己的乐队，也表明西汉音乐的发展情况。汉武帝以后，琵琶、箜篌等乐器从西域传入中土，丰富了汉人的音乐。[214]
舞蹈
西汉初年，盛行楚舞，后来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官，汉武帝时，安息曾以骊轩“善眩人献于汉”。西汉人喜爱舞蹈，无论民间酒会或是祭祀喜庆，一般都载歌载舞。1969年在济南无影山发现了西汉舞乐俑一盘，上有舞俑、奏乐俑、杂技铺、指挥俑。拱手立观俑等，形态通真，生动反映了当时歌舞表演的场面。[215]
汉代人们善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汉代歌舞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汉画像石、汉俑中的图像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器乐的合奏与伴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间音乐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戏共同构成的宏大场面中，器乐演奏为更好地表现乐舞百戏，烘托气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汉画像石中主要的乐器有吹奏乐器，如埙、排箫、笙、笛等；弦乐器，如琴、瑟、箜篌等；打击乐器，如建鼓、鼗鼓、筑、节等。
角抵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国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斗的角抵兴盛起来
起来。汉代，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蚩尤戏”发展而成的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表演的竞技活动，已经具有后来摔跤的基本特色，并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汉代角抵活动十分普及，据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轰动京城，老百姓们甚至跑几百里的路去观看助威。
民族
汉武帝时击匈奴，征大宛，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灭朝鲜，后来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中华的版图疆域。
匈奴
白登之围
秦汉之际，冒顿首次统一匈奴，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冒顿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82]，西攻月氏[82]，征丁零[82]、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82]，拥有骑兵三十余万[83]，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84]，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85]。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耆王统治西边[86]。
汉武帝与匈奴战争示意图
匈奴经常侵扰西汉边疆。前201年，冒顿单于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攻晋阳（今太原）。[87]刘邦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88]。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89]。
“和亲”与“实边”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采取“和亲”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送去丝绸、粮食、酒等物品。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90]。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91]。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92]。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93]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汉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反击匈奴
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94]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95]。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96]。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97]。
霍去病西征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98]。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99]同年，匈奴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100]。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101]。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决战
元狩四年（前119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102]。同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103]。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104]。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击败匈奴左贤王[105]。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斗争也日益强烈，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汉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106]，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107]。
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西域张骞出使西域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108]。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北道诸国有龟兹（新疆库车）、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109]。南道诸国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110]。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官征税，并以此为据点[111]，向西汉进攻。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在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对匈奴入时刻想报仇雪恨[112][113]。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114]，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112]。张骞应募远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余年[115]。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116]。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不愿东归。张骞只好东返[116]。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于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长安[117]。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西汉建西域都护府，开始了统治。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118]。因此，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119][120]。同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121]。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122]。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123]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124]。自此，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打开西南之路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125][126]。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127]。西汉又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128][129]，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内乱，日
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130]。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131]。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132]。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这说明，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西域人民也把生产经验和创造，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出使西域：张骞与中原世界观的认知革新之旅
米南德
赞123
阅读1.2万
西南夷
西汉时期，在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133]。在贵州境内以夜郎（贵州遵义、桐梓一带）为最大[134]。在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以滇（昆明一带）为最大[135]。自滇以北，到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为大[136]。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137]再往西去，有巂、昆明（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他们以游牧为主[138]。[139]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140][141]不久，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官管理。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142]公元前111年，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县北）和武都郡（今甘肃成县）[143]。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并赐"滇王之印"[144]。这颗"滇王之印"，已在晋宁滇族贵族墓中发现。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
三越国
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夏两地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145]。秦末时，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146]。西汉建立后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