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死后，刘禅不设立丞相。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自摄国事”。任官封爵，人事任免，出兵征讨，都要刘禅同意，刘禅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17]。
礼制
刘备对刘表、刘璋的大赦制度作了批判，而诸葛亮也指出了刘璋治理益州弊政的原因。他认为，刘璋实施的所谓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用美好高位尊宠臣下，僭越法度，积重难返，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18]不但包含了法家认为法治优於德治的观念，也体现了法家理论建立的基础——性恶论。
刘备诸葛亮治国是礼法并施，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而蜀汉后期，执政者费祎 多次施行大赦，大司农孟光引诸葛亮、刘备故事对费祎进行了强烈的斥责。[19]
法律
蜀汉的法律是《蜀科》，刘备初入川时，百废待兴，乃命当时对典制、旧法熟悉者许慈、胡潜、孟光、来敏典掌旧文、草创制度。在平定益州之后，便着手制定典律，据《三国志》记载，参与蜀科的制定一共有五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丢失，但是据《诸葛亮传》记载，蜀汉虽然执法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2
经济
农业状况
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
成都平原
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
公元188年（汉灵帝中平五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汉中地区也是“民殷国富”。这同惨遭破坏，户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显著的反差。
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北方的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让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富国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史书上关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休士劝农”等记载，比比皆是。他反对“妨害农事”。认为“使民心不乱”，才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记录。
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见于记载的，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云：“（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蜀末，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yi，音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庲降都督（今云南曲靖），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政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史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就是对他发展农业的肯定。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末，犹谓“男女布野，农谷栖亩”，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
工商行业
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21]。
蜀锦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
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汉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21]。
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汉，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蜀汉的商业可分两类，一类以交聘、互市的形态存在。如诸葛亮曾以川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而魏国所得之蜀锦，则“市于蜀”。交聘也好，互市也好，由于各国币制及币值不一致，恐怕多是以物易物。这是属于第一类。至于蜀汉之境内贸易，通用货币，则属于另一类。如刘备刚平定益州，在府库被将士抢光之后，为了重新筹集军资，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大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这是一次特殊交易，但同样显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蜀汉货
币的流通，交换经济的活跃，长期胜过中原。蜀都成都，商业也相当繁荣。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的商业时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由于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各种奇珍异品，均穷极于时，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21]。
财政赋税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钱面有铸字“直百五铢”、背有“好右有为”，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
而蜀汉的收入有田租，但暂未有实例；盐铁对蜀汉有不错的利润；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蜀锦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诸葛亮北伐提供物资；另有其他收入没有记录。另一方面，支出包官俸、军粮、赏赐等，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
人口状况
汉昭烈帝章武元年（221年），在籍户口分别为二十万户与九十万人[22]，经诸葛亮治蜀，至蜀亡时（263年）共有1082000人[23]，其中户数二十八万、民数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24]。学者考虑世家豪族荫庇、少数民族未列入编户、流民大量存在等因素，认为相关统计数字存在严重缩水。[25][26]一种估算认为，蜀汉灭亡时约有400万人。[2]
文化
文体
表是古代臣子对君主有所陈请时所写的一种文体。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其中的代表。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准备北伐曹魏，出师前向刘禅上疏，劝导他尊贤纳谏，发扬刘备品德，并推举可以倚重的文臣武将，表明自己出征的目的和决心。
《出师表》就是关于军队出征的奏疏。本篇文字最初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并无篇名。萧统编《文选》时收录了这篇文章，给加上《出师表》的篇名。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临行前又上表奏疏（见本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后人遂分称为前后《出师表》。但《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所写，后世争议颇多。
出师表书法作品
但《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所写，后世争议颇多。
出师表书法作品
建筑
刘备墓是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史称惠陵。在成都市南郊武侯祠内之正殿西侧。
史载，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死于白帝城永安宫[50]（在今重庆奉节县城），五月梓宫还成都，八月葬惠陵。后主从诸葛亮之意，先后将甘、吴两位夫人合葬于此。 墓拔地而起，呈圆堆形，高12米，周长180米，占地3亩，形若小丘。茔上树木参差，墓边古柏森森。陵墓建筑，由照壁、栅栏门、神道、寝殿等组成。照壁长10米，高5米，正中镶嵌菱形石雕。
民族
蜀汉在西、南两个方向的扩张，主要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平叛上。国家能驻军、征税、征兵的地方，才称得上是其疆域。蜀汉建国时，曾派官吏到西南少数民族地方进行治理，但很多都遭到杀害，使蜀汉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名存实亡，不能从这些地方征税、征兵。平叛以后，才使蜀汉在这些地方的统治权真正行之有效，蜀汉才真正谈得上拥有这些地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疆域扩张。对西南蛮夷的降服，就是把蜀汉势力向西、向南延伸的过程。
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四郡，七纵七擒孟获，孟获表示愿率众归服，四郡皆平，于是改置新置数郡。诸葛亮平定了南中的叛乱后，为了便于控制，就把原来的四郡改为建宁、云南、兴古、永昌、越巂、牂牁六郡，安排一些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员为郡守。对原来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也保留下来，让原来的酋长进行统治。对一些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安排了较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官至御史中丞（中央的监察官），孟琰被封为辅汉将军。这样的安排，对拉拢少数民族上层，稳定南中的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样蜀汉把统治势力扩展到了今贵州东部边境，最西边入今缅甸境内，最南边达今云南省最南端。以后霍弋、张嶷、马忠等又把这种拓展成果巩固下来。南方、西方的扩张，为蜀汉在北边、东边的扩张提供了兵源和战略物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方向的扩张是最有成效的[27]。
军事
军队编制
蜀汉的兵制有点特别，据《历代兵制》载，蜀汉的军队大体分为五个部分，即前军、右军、左军、后军、中军，又《三国志》及《华阳国志》记载，蜀汉的主要将领关羽官封前将军，张飞封右将军，马超封左将军，黄忠封后将军，赵云则以翊军将军领中护军。[28]五人的官职表面看起来与《历代兵制》的说法相对应，但实际发生却并非如此，关羽、张飞早期跟随刘备时候就将刘备有限的军队分别统制，[29]马超加入刘备后也独领一军在汉中之战与张飞协同作战，关羽、张飞、马超又同时具有假节的权利，赵云常居中军随刘备征伐，独自入川作战时率领的也是刘备留在荆州的中军部队，而黄忠虽然官拜后将军，但是却常常属中军作战，入川之战和定军山之战都是在刘备的指挥下完成，汉水之战也是和中军赵云共同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汉水黄忠在去执行任务时需要赵云授予兵马。可见五虎将里，黄忠和赵云是同属于中军的。
《历代兵制》又载，蜀汉军中又置有军师、都护、护军、监军、典军、参军、督军。[30]刘备时代不置军师，但置有军师中郎将及军师将军，诸葛亮、庞统以及后来的法正、黄权，所封的官职都是偏武官向的，他们不但作为刘备的参谋参赞军事，而且还领兵作战，甚至亲自上战场，庞统更是死在了战场上。诸葛亮时代置三军师，即前军师、中军师、后军师，担任者分别是魏延、刘琰、费祎。赵云死后诸葛亮将中护军一分为五，即中护军、前护军、右护军、左护军、后护军，其他如监军、典军等也分前后左右中。担任者如中部督向宠、参军马谡、中典军王平、中监军邓芝等不一一列举。
蜀汉兵制有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官职高的并不一定拥有更高的权利，汉中之战，征西将军黄忠需要翊军将军赵云授予兵力，[31]征北将军申耽被副军将军刘封所统制，[32]即便是蜀汉后期，卫将军姜维却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北伐作战。[33]
特别兵种
白毦
白毦是一支由陈到统领的，号称是刘备帐下的精锐部队，刘备死后这支部队就随陈到驻守永安。[34]名字由来不详，有一种说法是类似于御林军的这种近卫部队，而白眊只是一种装饰品，但此说法无从考证。
无当飞军
无当飞军先后由王平、张嶷统领，是诸葛亮平定南蛮叛乱后，在南蛮招募的一支蜀汉劲旅，这支部队作战时所向披靡，号称“飞军”，后称其为无当飞军。[35]
神刀军
刀军是一支以兵器见长的军队，军队所装备的神刀是蒲元所造。蒲元打造的神刀注重淬火这一环节，刀的材质是钢。[36]
连弩士
连弩士是诸葛亮在平定南蛮过程中，针对南蛮兵所特别创建的一支军队，部队装备诸葛亮发明的连弩，部队规模三千人。[37]
虎步军
虎步军是蜀汉的主要步兵，诸葛亮曾让姜维统领过这支部队，[38]后由孟琰统领在北伐过程中与魏军作战。[39]
武功
蜀汉一直都以克定中原、兴复汉室为目标，所以军事行动的主要矛头都对准了占据关中、中原的魏国，而另一方面，蜀汉南中地区常有叛乱，因此从刘备时代开始，蜀汉就置有庲降都督一职。
北伐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事扬声走斜谷道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魏明帝曹睿派张郃往街亭大破马谡，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返回汉中。[40]同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不克而还，魏将王双来追，被斩杀。[41]
诸葛亮第四、五次北伐
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来救，被诸葛亮击退。[42]
建兴八年（230年）秋，魏军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走西城，张郃走子午谷，曹真走斜谷。诸葛亮驻军于城、赤坂。但因雨水太猛，被栈道隔绝，魏军不得已而撤退。同年，诸葛亮派遣魏延、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诸葛亮割麦于上邽。司马懿追诸葛亮至卤城，掘营自守，有“畏蜀如畏虎”之讥。五月，司马懿与诸葛亮交兵，魏延等将斩获敌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六月，李严因运粮不济召诸葛亮退还。张郃追亮退兵至木门，中箭身亡。[43]
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道，据武功五丈原，屯田于渭滨。司马懿据守不出。八月，诸葛亮卒于五丈原。[44]杨仪等率军还，有“死诸葛走生仲达”事。
建兴十三年（235年），马岱率众伐魏，为牛金击退。[45]
延熙元年（238年），姜维和蒋琬率偏师出陇右，在南安与魏军相持不下。
延熙七年（244年），魏曹爽领十万大军来攻汉中，汉中都督王平兴兵据势，姜维和费祎等率军前去支援，曹爽大败。
延熙十年（247年），雍州、凉州等地区的羌胡族人背魏降蜀。姜维率兵出陇右接应，与魏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胡族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降蜀，姜维将其迁至蜀境。
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率军出西平，不克而还。
延熙十三年（250年）姜维以羌胡为辅，与郭淮战于洮西，双方平手。
延熙十六年（253年）姜维率领数万人出石营，围攻南安，魏国雍州刺史陈泰率军前来救援，陈泰行军至洛门，姜维却已因军粮耗尽而退军。
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率军出陇西，狄道长李简举城降。姜维进围襄武，杀败魏将徐质，并将其斩首，魏军败退。姜维乘胜追击，先后攻破河间、河关、临洮等地，拔其县民
还蜀。
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出狄道，于洮西大破魏国雍州刺史王经，王经死伤数万，退保狄道城，姜维围住狄道城攻打，魏国派征西将军陈泰前来解围，姜维退军驻扎钟题。
延熙十九年（256年）姜维整顿兵马，与镇西将军胡济两路出兵，约定在上邽会合，但胡济却没有来，导致姜维在段谷被魏将邓艾击败，姜维死伤甚多，百姓因此埋怨姜维，而陇西也躁动不安。
延熙二十年（257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姜维趁魏关中空虚率兵出秦川，又率领万人出骆谷。魏大将军司马望于邓艾据守长城，姜维驻军于芒水，依山扎营，姜维多次挑战，但司马望与邓艾坚守不出。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率军出汉、侯和，被邓艾所击败，姜维退驻沓中。
南征
建兴三年（225年）南中雍闿、高定、朱褒叛乱，诸葛亮率军前往平定，并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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