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制度
曹魏、西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世族制度，到东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举贤不出世族（势族、士族），用法不及权贵，充分暴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东晋的士族分侨姓和吴姓。侨姓士族以琅玡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为高门著姓。其中，王（导、敦）氏和谢（安、石、玄）氏两家最为显赫。王导一门三世为公，谢氏自魏。晋以来，不下九卿。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贺等为代表。南北士族都广占田泽，官居要职。王导仅在钟山附近就有80余顷田地。号称“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东晋末年，谢琨“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这些士族之家，争夺人口，封山占泽，横行乡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26]
东晋的士族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可以凭借门第资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为清流官（地位高、俸禄厚，却又清闲的职务），而寒门出身的人则只能居浊流（地位低、俸禄少，公务繁杂的职位）。东晋各级政权为门润士族所把持，皇帝多为傀儡，“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25]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军事
参见：东晋北伐、东阿之战、悬瓠之战、晋朝兵制、北府兵、阳翟之战、山桑之战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
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农业劝课农桑东晋初年，晋元帝司马睿为稳定统治，大力奖励农耕，下诏各郡守，除宿卫人员外，官员都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以上交粮食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还实行军电，军队粮食自给。从而使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南开发出了大片良田。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到孝武帝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人口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50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
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11]
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
东晋在文化上有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
、陶渊明、王羲之等人。而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玄学
东晋一朝，玄风相当盛。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子》《庄子》《周易》，总谓三玄。”[22]
艺术
东晋也是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338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13]
绘画
参见：东晋、南朝陵墓砖画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画家。他善画人物和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人物画尤重点睛传神。他20余岁时，为建康瓦棺寺壁上画维摩诘像，让人参观施钱。画成后，“光照一寺”。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几天内就得钱百万。代表作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情景交融，人物栩栩如生。[30]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14]。《女史箴图》经唐人临摹，为传世珍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被英国劫去，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真本失传，现有摹本留世。至于山
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极为赞赏，认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时人称顾恺之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30]
书法
王羲之出身琅玡王氏大族，曾任东晋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王羲之集汉、魏以来书法之大成，兼善隶、草、真、行，有“书圣”之称。代表作有：《兰亭集序》《黄庭经》《乐毅论》《十七贴》等，皆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之喻。其中，《兰亭集序》影响最大，共28行，324字，可谓“龙腾虎跃”，千姿百态，全文有20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特色，为后世誉为绝代佳作。可惜真迹失传，现有唐时冯承素的摹本，亦为传世珍品。他的书法继往开来，被后人尊为书法的宗师。其子王献之，幼承家学，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人称“小圣”，父子合称“二王”。[30]
科技
天文
东晋天文历法有很大发展，突出成就是虞喜的“岁差”。虞喜是晋成帝时人，他经过周密的观察和计算，纠正了过去天文学家把太阳运行一周（周天）就等于一周岁（岁周）的错误结论，他发现太阳从今年冬至环行到来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而是每经过50年，冬至点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周天”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岁差的发现，在天文学上有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历法的改革。[28]化学东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制的发展，炼丹之风盛行一时。一些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分析和研究了各种化学反应，发现了一些化学性能，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总结了这些化学成就。如记载了炼制单质砷的方法和处理雄黄的多种方法；用升华法把硝石、玄明粉、松脂与雄黄合炼，制成白色结品的氧化砷（砒霜）。比欧洲制造单质砷早900年。此外，还记有通过强烧来分辨朴硝与硝石的无水反应和在“三十六水方”中的“化确石法”有水反应，这在化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29]
民族
参见：“晋归义羌侯”金印、东晋克夜郎兴古之役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5]
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
还是以汉人居多。[5]
外交
东亚
3世纪以后，在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与东晋十六国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高句丽曾多次派使臣访问建康，向东晋赠送礼品；并与中国北方的前燕、前秦、后赵、后燕、北燕等
有频繁的使节往来。这一时期，中国与隔海相望的倭国（今日本）也来往密切。移居国的中国人日趋增多，中国的织工、裁缝师、陶工、厨师带去中国的先进技术，中国的花蚕缫丝方法，也传入倭国，早在西晋太康六年（285年），《论语》等儒家经典就传到了倭国。这一时期，倭国开始采用汉字，儒家思想在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8]
东南亚
东晋十六国时期，与天竺（印度）、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扩大。林邑、扶南等国经常派使者到洛阳和建康，贡献方物。晋成帝时，林邑曾将驯练过的大象献给东晋，东晋朝廷也回赠了不少珍奇宝物。这时期，中国的建筑术传入林邑，林邑的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又有新的提高。[28]
南亚
中国与天竺等国的僧侣往来频繁，多是学问僧，取经、传经、译经，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中国
名僧法显。[28]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与僧友慧景等十多人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他们穿过了茫茫无际的沙漠，越过了终年积雪的葱岭，历经艰险，经过30多个国家，才到达中天笈多王朝。在这里，法显学会古印度语和文字，亲自抄写经书。住了3年，他携带经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原来同行的十多人，此时有的已死，有的留居天竺，只有法显一人独行。接着，又往耶婆提国（今印尼的苏门答腊）。他前后14年才回到中国。共翻译佛经100多万字，并写成《佛国记》一书，记述了古代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法显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中外文化的传播者，他对促进中国与东南
各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8]
社会
参见：魏晋风度
东晋时士、庶之分更加严格。士族都建家谱，以防庶族假冒。这一时期“谱牒学”特别发达。家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根据。士、庶地位悬殊，车服异制，不同行，乃至不同桌进餐。庶族普遍受到士族的鄙视和排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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