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11月，我开始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我们在七栋和八栋。这些建筑物是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监禁中国爱国者的地方也是残酷的“人体试验”进行的地方，我们要确定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最初参加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决这个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试验。这个男人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别的地方。
这个受感染的男性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员把他放在担架上送到了我们这里。然后。班长命令我给他清洗身体，在我用清水帮它洗干净用刷子刷完后，进行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解剖，我的手脚都在打哆嗦。
现在我还记得，当我用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是很犹豫的，但是在一旁拿着解剖刀的副将校向我发出“快一点干”的信号时，我就只能闭着眼睛用刷子清洗了这个男人的脸部。当其他人员用听诊器按在他的胸部，听见他心脏跳动的时候，我们开始的了。
我按照命令将这个男人解剖开，取出他的肝脏，把事先准备好的粉末涂了上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对五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也就是说我把他们杀害了。当我解决掉第三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这种活体解剖同时在几个班进行，到了晚上在宿舍的澡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交流声：“你们今天放倒了几个？我这边放倒了两个了，这样的话”。
因为被解剖而死亡的尸体，由特别班在熔炉进行火化，要求不留下一点骨灰。到这里，我只想说原子弹下无冤魂，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总归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伤痛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你们逃避历史，可我们却始终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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