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年初的冬天，一个小孩在我面前拿着圆规捅着课桌，狠狠地发疯似地捅了百十来下。他看到我时，停了下来。若无其事单手托着脸。我领他出来，聊了会。他说他累地荒，我思索着，我想他的老师一定有成百上千个理由回应他的累，我想找个特别的理由，却始终找不到，只好说，我也好累啊，他似乎很吃惊，像是在反问我：啊？上班的人也累吗？但他又觉得不对，因为当时我刚上大学，又不算是上班的人，他突然笑了出来，语气有些鄙视我的感觉问道：那你来这干嘛？我竟然没有答案，应付学校的任务似乎说得过去但我却不想说，因为不想让后辈觉得我们都是在混日子应付功事，我没说话，带着他聊东聊西旷了半节课，我俩都笑嘻嘻地，他笑嘻嘻地回了教室，他的同桌笑嘻嘻地小声向他打探我和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回到学校后，我免不了为这个志愿活动做报告。我在台上说那些孩子是怎样的，目前乡镇中学的条件是怎样的，带着这样的经历，我总会有灵感，总会声情并茂，告诉台下听众孩子的心理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怎样的问题，讲到中间时，突然想起了这个扎桌子的小孩，于是就说了扎桌子的小孩，我讲到他疯狂扎桌子，台下的俩个领导笑了。同学们没有笑，领导却笑了。我疑惑了一会，顿了一会，又继续，就快速草草地讲完了。

之后我想了想“我是从哪来的”这个问题，之后又想了想“他是从哪来的，他们是从哪来的，他要到哪去，他们要到哪去”的问题，我大概明白了所有人的笑。我也莫名地生气。余秋雨说：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我说：你不懂我，我就怪你！我偏怪你！我一直怪你，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