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准备

然而，国内的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幻容不得我过多沉浸在法国的成就之中。目光东移，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行径日益猖獗，不断侵扰我大燧边境，掠夺资源、欺压百姓，那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同胞们的哭声仿佛跨越千山万水传入我耳中。我深知，若不奋起反击，国将不国，北疆永无宁日。于是，一场北伐沙皇俄国、收回西伯利亚的宏伟计划在我心中悄然酝酿。

要实现这一壮举，交通乃重中之重。我即刻下令，让爪哇和荷兰的奴隶修建一条从南到北贯通大燧的铁路。这一决策在朝堂之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面露难色，担忧此举劳民伤财且工程艰巨；有的则忧心国际舆论压力，毕竟使用奴隶劳工易遭他国诟病。但我心意已决，向群臣阐明利害：这条铁路不仅是军事运输的生命线，能让兵员、物资快速抵达北疆前线，更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可盘活沿线各地，为北伐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筹备初期，困难重重。首先是奴隶的管理问题。爪哇和荷兰的奴隶们来自不同地域，语言不通、习俗各异，彼此间矛盾频发，时常爆发小规模冲突，影响工程进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我派遣了精通多门语言的官员前往工地，他们一方面耐心安抚奴隶情绪，讲解工程的意义，试图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制定了严格公正的规章制度，对斗殴、怠工等行为严惩不贷，同时设立奖励机制，对表现出色的奴隶给予额外的食物、衣物等赏赐。渐渐地，奴隶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开始有序投入工作。

选址与规划同样棘手。要穿越山川河流、荒漠沼泽，地形复杂多变。勘察队伍风餐露宿，数月间走遍大燧南北，绘制详细地形图，反复研讨最佳路线。工程师们依据地形特点，设计出多种方案，考虑如何跨越奔腾的江河、如何凿通险峻的山岭。每一个方案都经过朝堂上激烈的辩论，权衡利弊，最终确定一条既能兼顾战略需求，又尽量减少施工难度的路线。

物资供应也是一大考验。海量的铁轨、枕木、工具以及粮食、帐篷等生活物资需从各地调配。我责令各地官府全力配合，加大生产力度，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确保物资按时足量送达工地。南方的工坊日夜赶工，炉火不熄，锻造出一节节坚实的铁轨；北方的林场砍伐优质木材，制作成大批枕木。运输队伍浩浩荡荡，马车、牛车络绎不绝，在尘土飞扬中向着工地进发。

随着工程逐步推进，铁路在大地上一点点延伸。奴隶们挥汗如雨，在监工的督促下，或搬运巨石，或夯实地基，或铺设铁轨。炎炎烈日下，他们黝黑的脊背闪烁着汗水的光芒；寒风凛冽中，他们皲裂的双手依然紧握着工具。技术人员在旁悉心指导，确保工程质量，每一段铁轨的铺设、每一个连接处的固定，都严格遵循标准。

国内百姓们起初对这项浩大工程心存疑虑，但随着宣传的深入，他们逐渐理解其意义。各地自发组织起来，为工地送水送饭，捐赠衣物被褥，妇女们还为奴隶们缝补衣衫，孩童们在路边为劳作的人们加油鼓劲。举国上下，渐渐凝聚起一股为北伐、为国家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所有人都期待着这条铁路早日竣工，成为大燧迈向辉煌未来的坚实脊梁，开启收复西伯利亚、捍卫国土尊严的壮丽征程。

随着铁路工程的推进，国内的舆论逐渐分化。尽管朝廷大力宣传铁路的战略意义，民间对奴隶的悲惨处境却愈发关注。一些文人墨客开始在诗文中隐晦地批评朝廷的决策，甚至有人暗中组织起来，试图为奴隶们提供帮助。这些行为虽然规模不大，却引起了我的警觉。

我深知，若任由这种情绪蔓延，不仅会影响工程进度，还可能动摇朝廷的威信。于是，我决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确保铁路工程不受干扰。我召见了朝鲜和日本的使节，与他们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朝鲜派遣劳工负责驱离靠近工地的普通民众，防止他们与奴隶接触；而日本劳工则负责监督奴隶的工作，确保他们全力投入工程。

朝鲜劳工的到来，立刻在工地周围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线。他们手持长棍，日夜巡逻，任何试图接近工地的百姓都会被驱赶。一些心怀善意的百姓试图偷偷为奴隶们送些食物或衣物，但很快就被朝鲜劳工发现并制止。渐渐地，工地的外围变得冷清，百姓们只能在远处观望，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愤懑。

与此同时，日本劳工的介入使得奴隶们的工作强度大幅增加。他们手持皮鞭，目光冷峻，时刻督促奴隶们加快进度。稍有懈怠，便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奴隶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因过度劳累而倒下，甚至有人因不堪重负而选择自尽。工地上的气氛愈发压抑，奴隶们的眼中充满了绝望。

然而，这种高压政策并未完全奏效。一些奴隶开始暗中反抗，他们故意破坏工具，拖延工期，甚至组织小规模的暴动。尽管这些反抗很快被镇压，但工程进度却因此受到了影响。我意识到，单靠武力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既能维持工程进度，又能阻止奴隶情绪的方法。

于是，我决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我召见了日本劳工的负责人，与他们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日本劳工可以贪墨部分粮食，形成事实上的断粮，以此来逼迫奴隶们更加卖力地工作。谁干得多，谁就能吃饭；谁干得少，谁就得挨饿。

这一政策很快在工地上实施。日本劳工将粮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奴隶们每天的工作量被严格记录，只有达到标准的奴隶才能获得食物。那些未能完成任务的奴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饭，自己则饿着肚子继续劳作。

起初，这一政策似乎奏效了。奴隶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拼命工作，工程进度明显加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们的身体逐渐垮掉。许多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而倒下，甚至有人因无法忍受而选择自尽。工地上的气氛愈发压抑，奴隶们的眼中充满了绝望与仇恨。

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这一政策。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才能确保铁路工程按时完成。北伐沙俄、收复西伯利亚的计划不容有失，任何阻碍都必须被清除。

然而，国内的舆论并未因此平息。一些地方官员开始上书，批评朝廷的政策过于残酷，甚至有人公开呼吁废除奴隶制度。我深知，若再不采取行动，国内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工地视察，安抚民心。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名奴隶突然冲上前来，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控诉着他们的苦难。但他说的可能是荷兰语，我完全听不懂，但看样子也许是祈求或控诉。我意识到，若再不从根本上改变政策，这场工程将无法顺利完成。于是我对他说了一句：“听不懂思密达。”那个荷兰奴隶懵在原地，而我和日韩劳工却哈哈大笑。

回去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想，当时的父亲是不是也是这样求饶的？可是那些荷兰人和爪哇人为什么不放了他一马？那他们都不放，我何必放他们一马呢？

虽然这样但，我心中依然总是回忆起那些奴隶的惨状。于是我打算等铁路修好后，放他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