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站在天台上，望着脚下这座不夜城。霓虹灯把夜空染成暧昧的紫色，车流像一条条光河，在高楼间蜿蜒穿梭。
“看，我一无所有。”
我转过身，对着空荡荡的身后咧嘴一笑，右手在空气里拍了拍，像是在拍一个不存在的肩膀。晚风卷起衬衫下摆，露出腰间隐约的疤痕。
电话在口袋里震动。是老陈。
“在哪？”他总是这样开门见山。
“天上。”我说。
他沉默两秒，“又有活。明天下午三点，老地方。”
挂了电话，我从天台边缘退回来。鞋底摩擦着粗糙的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栋废弃的写字楼是我的秘密基地，二十八层，正好可以俯视大半个城市。
第二天我准时出现在河边的茶摊。老陈已经在那里了，穿着万年不变的灰色夹克，面前摆着两杯凉透的茶。
“目标叫李振邦，四十二岁，振邦集团董事长。”老陈推过来一个信封，“三天后的慈善晚宴，这是请柬。”
我捏了捏信封，比往常厚。
“加价了？”
“这个人不好接近。”老陈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河面，“保镖就有六个，还有个从不离身的助理。”
我笑了，“没有接近不了的人。”
老陈终于看向我，“别轻敌。你上次的伤好了吗？”
我下意识摸了摸腰间，“早好了。”
其实还在渗血。上周从二楼跳下来时被钢筋划了一道，但我没告诉他。在这个行当里，弱点就是催命符。
三天后，我穿着租来的礼服出现在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水晶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光鲜亮丽，香槟气泡不断上升，破碎。
李振邦在人群中央，笑容得体，握手有力。我数了数，确实是六个保镖，分散在周围，还有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始终站在他左后方半步——应该就是那个助理。
我端着一杯香槟慢慢靠近，在合适的时机“不小心”撞到了他。
“对不起，李先生。”我露出恰到好处的歉意，“我是您的仰慕者，一直很佩服您的慈善工作。”
他宽容地笑笑，“没关系。您是？”
“陈飞。”我伸出手。这是今天的名字。
握手时，我感觉到他掌心的茧。不像养尊处优的企业家该有的手。
晚宴进行到一半，我成功混进了他的小圈子。谈话很愉快，我适时展示了对艺术品投资的见解——为此我恶补了三天资料。李振邦明显对我产生了兴趣。
“陈先生见解独到。”他说，“下周我私人画廊有个小聚，不知您是否赏光？”
我微笑着举杯，“荣幸之至。”
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直到我去洗手间整理领带时，那个金丝眼镜助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镜子里。
“陈先生今天的表现很不错。”他慢条斯理地洗手，“几乎完美。”
我保持微笑，“什么意思？”
“只是赞叹您的演技。”他关掉水龙头，抽出纸巾细细擦手，“希望下周还能见到您。”
他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指节因为用力握紧而发白。
不对劲。
按照惯例，我应该立即撤离。但佣金太诱人，足够我消失一整年。我决定冒险。
接下来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安全屋里，反复研究李振邦的资料。普通出身，白手起家，无不良嗜好，热衷慈善。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真人。
直到我翻到一张十几年前的老照片——青年李振邦在建筑工地上，赤裸上身，和工友们勾肩搭背地笑着。他的右臂上有一个模糊的纹身。
我把图片放大，再放大。那是一只飞鸟的轮廓。
我的心脏突然骤停一瞬。
很多年前，在南方那个潮湿闷热的城市里，阿野手臂上也有个一模一样的纹身。他用烧红的铁丝自己烫的，说等有钱了去找专业纹身师补上几笔。
“阿飞，等咱们干完这票大的，就去海边开个小店。”他吐着烟圈说，汗水从他年轻的脸颊滑落，“你当老板，我当保安。”
“为什么我是老板？”
“你长得好看啊，能骗来客人。”
后来那票确实干成了，但我们没去成海边。阿野死了，为了掩护我。我眼睁睁看着他从仓库顶楼跳下去，像那只他永远没机会补全的飞鸟。
我关掉电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慈善晚宴那一周，我做了两件事。一是重新勘察了李振邦私人画廊周围的所有路线，包括三条逃生通道和两个可能的狙击点。二是通过地下渠道查了金丝眼镜——他叫周谨，跟了李振邦八年，背景干净得像张白纸。
太干净了，反而可疑。
画廊聚会那晚，我提前两小时到达附近。西装内衬里藏着特制刀具，鞋跟里有钢丝，一切按最高规格准备。
画廊位于一栋老洋房内，保全比想象中更严密。我被要求通过两道安检门，这不太寻常。
李振邦亲自在门口迎接我。
“陈先生，欢迎。”他今天穿着中式上衣，显得随和许多，“希望今晚能让您尽兴。”
我随着他走进展厅。来宾不多，约莫十几人，都在低声交谈。周谨站在角落，远远地向我举杯示意。
一切都正常得令人不安。
展览过半，李振邦邀我去他的私人收藏室看“真正的好东西”。我注意到周谨悄无声息地关上了收藏室的门。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请看这幅画。”李振邦指向墙上唯一挂着的作品。
那是一幅抽象画，大片的暗红色像干涸的血，中央有一道刺目的白。
“它叫《背叛》。”他说。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
“很有意思。”我保持镇定。
李振邦转过身，直视我的眼睛：“十年不见，阿飞。”
空气凝固了。我计算着出手的角度和逃生的可能，表面却不动声色：“您认错人了。”
“阿野手臂上的鸟，”他缓缓卷起自己的袖子，露出那个已经模糊但依然清晰的飞鸟纹身，“是我帮他设计的。我们约好，三个人都要纹一个。”
我的指尖冰凉。
“你没死。”我说。
“差一点。”他走向酒柜，倒了两杯威士忌，“脊椎骨折，脾脏破裂，但活下来了。在医院躺了半年，然后用了三年重新学走路。”
他把一杯酒推到我面前。
“为什么回来？”我问。
“为了今天。”他笑了，那笑容很复杂，有恨意，有别的东西，“我建了这个帝国，布下这个局，等了整整十年，就为了问你一个问题。”
我握紧酒杯：“问吧。”
“那天晚上，”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像怕惊扰什么，“你为什么没来？我们说好一起走的。”
记忆像锈蚀的闸门突然被撬开。那个雨夜，我确实去了码头，但在最后关头看见了闪烁的警灯。我以为是阿野出卖了我们，于是头也不回地逃离了那座城市。
“我看见警察了。”我说。
李振邦——或者说，阿野——愣住了。
“不可能，”他摇头，“那地方是我亲自选的，绝对安全。”
“我亲眼所见。”
长时间的沉默。窗外传来城市的嗡嗡声，像遥远的潮汐。
“是刘老板。”他终于开口，“他怕我们三个单干，想借警察的手除掉我们。”
刘老板是我们当时的中间人，贪得无厌。
“我不知道。”我说。十年来的恨意、愧疚、自我放逐，原来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判断上。
“你现在知道了。”他喝干杯中的酒，“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看着他身后的那幅《背叛》，血红的色块仿佛在流动。
“对不起。”
他点点头，像是等这句话等了很久。
“周谨，”他按下某个隐蔽的按钮，“送客。”
门开了，周谨站在外面，手里没有拿枪。
“你不杀我？”我问。
“我花了十年变成李振邦，”他说，“不是为了变回杀人犯的阿野。”
我走向门口，经过他身边时停顿了一下。
“阿野...”
“李振邦。”他纠正我。
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长廊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周谨跟在后面，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快到门口时，我突然想起什么，转身问周谨：“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周谨推了推他的金丝眼镜：“李先生书房里有一张你们的合影，虽然很旧了，但人的眼神不会变。”
外面下起了雨，和我离开那座南方城市那晚一样大。
我独自走在雨中，任由雨水浸透昂贵的西装。走到跨江大桥中段时，我停下来，望着黑色的江水。
手机响了，是老陈。
“得手了吗？”
“任务取消。”我说，“定金退给你，违约金我付双倍。”
老陈骂了句脏话，“你疯了？”
“可能吧。”
我挂了电话，把SIM卡取出，扔进江里。
雨越下越大。我靠着桥栏，望着远处模糊的城市灯火。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仓库顶楼，看着阿野——年轻的阿野——纵身一跃。
而我甚至没有去确认他是否真的死了，就因为恐惧而逃离。
我笑了，拍了拍身后空荡荡的空气。
“看，我一无所有。”
这次不是自嘲，而是陈述。
雨幕中，城市依然霓虹闪烁，像一场永不结束的盛宴。而我终于明白，这十年来我背负的从来不是那个雨夜的背叛，而是自己的懦弱。
一辆出租车停在旁边，司机探头问：“走吗？”
我拉开车门，湿漉漉地坐进去。
“去哪？”司机问。
我望着窗外流动的城市，没有回答。
是啊，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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