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学

在1975年我出生了，父母给我起名张建国，希望我报效祖国。

在那个偏远的小村落里，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一栋略显破旧的房子里。父亲、母亲、大姐、我与三妹，构成了这个虽不富裕却充满故事的家庭。农村户籍的身份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将我们紧紧束缚在这片土地上，使得家庭收入微薄得可怜。父母常常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是否该上学而争执不休。母亲总是坚定地站在教育这边，她的眼神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认为求学之路是我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而父亲则满脸愁容，他担心家中那点微薄的积蓄经不起学校的“折腾”，觉得送孩子们上学是在浪费钱财。然而，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父亲终于被母亲的坚持所打动，最终同意了送我们去上学。

1981年，我踏入了小学的门槛。那时的生活，就像未经雕琢的粗粝山石般质朴而艰辛。我家坐落在一座山头之上，学校却在另一座山头，仿佛隔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每天上学的时间是八点，可为了能按时到达，我不得不在凌晨四点就从睡梦中醒来，开始洗漱、吃饭等准备工作。待一切忙完，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时针已悄然指向五点。这时，我和大姐便收拾好书包，毅然踏上那条蜿蜒曲折的山路。

山路不仅远，还错综复杂，再加上五点天刚蒙蒙亮，在山里就很容易迷路，但是我和大姐，还是能坚持下来的。

大姐要比我大两岁，上三年级，在身高上要比我高上不少，她人很好，总是会帮我拿，要带学校的粮食。

彼时，学校仿若一个冷酷无情的巨兽，以“不交粮食就获取不了粮票不获得粮票就无法吃午饭”的威胁向每个年级张开它那无形却沉重的索取之网。一至二年级需交五公斤粮食，三至四年级要上缴十公斤蔬菜，而五年级则得提供五十颗鸡蛋。这般苛求，对于本就贫困的家庭而言，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到了我三年级那年，三妹也到了入学的年级。家中本就拮据，如今更是难以为继。母亲终日愁眉不展，眼看着孩子们到了读书的年纪却无力承担，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最终，在无数次的辗转反侧后，母亲含泪作出了抉择——让三妹留在家中帮忙分担农活。这一决定，犹如一把钝刀，缓缓地割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却又似乎成了无奈之下的唯一出路。

即使不吃午饭，也必须交出那点可怜的口粮。学校会将未缴纳的学生名字一一记录在案，像催命符一般再三敦促他们的父母上缴粮食。那些家庭境况与我们相似的孩子们，大多已无奈辍学，回到家中帮着大人务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们的母亲却对我们说：“你要带着对三妹的愧疚好好学习。”开学时，教室里还熙熙攘攘地坐着四十多名同学，可到了学期末，偌大的教室里竟只剩下十几个人的身影，那空荡荡的座位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同学们的离去，每一张空桌椅背后都藏着一个被生活压迫的家庭。

那些粮票虽能解决温饱问题，却无法等同于钱，若想在学校里购买其他物品，还得另备钱财才行。

在历经学校那仿佛无尽的严苛要求与父母寄予的沉甸甸期望之后，我终于收到了初中的录取通知书。那一瞬间，心中五味杂陈，有释然，有对未来的一丝憧憬，也有对过去拼搏岁月的深深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