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跟人吵了

八七年的秋天，我像件不值钱的物件，被家里半推半就塞给了马嘉祺。初见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工装，靠在筒子楼斑驳的墙边抽烟，眼神扫过来，沉得像井水。

刚进门没两天，我就撞见了他另一面。傍晚，昏暗的楼道里，他攥着一个男人的衣领，把人死死抵在墙上，指节因为用力泛出青白色，喉结滚动着，低哑的骂声像砂纸磨过石头。我手里端着的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惊动了他。他回头，眼尾还沾着未散的戾气，眉头拧成疙瘩，冲我低吼：“回屋去！”

从那以后，我怕他。吃饭不敢上桌，扒拉两口就躲回里屋。给他洗工装时，摸到口袋里那个硬邦邦、带着冰凉触感的旧弹簧刀，我手抖得差点拿不住。

马嘉祺很快就发现我在怕他。这个在外面手段狠厉的男人，开始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示好。

清晨，他会默默把暖壶灌满热水，在碗柜里给我留两个热腾腾的红糖馒头，硬邦邦地说：“厂食堂发的，多吃点。”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厂食堂根本不卖这个，他是绕了三条街去早点铺子买的。

晚上回来，他会把那身可能沾着尘土甚至别的什么的工装脱在门外，仔仔细洗净手，才敢碰我。他会坐在床沿，搓着他那双布满粗茧和旧疤的手，声音低低的：“以后……不跟人吵了，那天，吓着你了。”

发薪日，他塞给我一沓皱巴巴的票子，说是“厂里发的奖金”。转头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水红底带小碎花的布，塞到我怀里，语气还是硬邦邦的：“给你做新褂子。你穿……好看。”

有一次，几个面相不善的人堵到家门口吵嚷。他一把将我推进屋里，利落地从外面锁上门。我扒着门缝，看见他弯腰捡起半块板砖，拎着就出去了。外面传来几声短促的吵嚷和闷响，不过十分钟，他拍着手上的灰回来，袖口沾了点泥星子，却像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一包用油纸包着的桃酥，递给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路过供销社，看着还行。”

我心里疑云越来越重。有天忍不住，跑去国营厂找他。门卫大爷听了名字，嗤笑一声：“马嘉祺？那小子哪是坐办公室管台账的料？！”

我回去问他，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攥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很糙，却很暖。他低声哄我：“是帮厂长跑点外头的活儿，挣点外快，不累。钱……都是干净的。”

他不再多解释，只是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直到有一天晚上，他躺在我身边，胳膊搭在我腰上，声音闷在枕头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兴奋：“我看了块地，在城边，半间小院。等明年开春钱攒够了，就盖起来。给你弄个小厨房，再养几只鸡，你就不用天天闻这筒子楼的煤烟味了。”

某个雨夜，他回来得很晚，带着一身酒气，脚步却放得极轻。他走到床边，替我掖了掖被角。我其实醒了，但没睁眼。他俯下身，带着酒气的温热呼吸喷在我脸上，然后一个有些潮湿、带着蛮力的吻落了下来。他按着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我挣不开，声音哑得厉害：“给我生个娃……俩也行，得像你，又白净，说话又软。”

第二天我醒来时，天已大亮。他早就起来了，早饭温在炉子上，那身灰布工装被他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院里的铁丝上，泛着肥皂的清香。阳光照在他忙碌的背影上，工装衫显得异常柔软。

跟着他，这日子，是有热乎气，有奔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