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顺着窗玻璃蜿蜒而下，像一道道透明的伤疤。
冉雨霖蹲在电视机前，指尖轻轻碰了碰小腿上那道已经结痂的划痕。父亲砸过来的啤酒瓶碎片早被扫干净了，但地板上还留着几道细小的刮痕，像是永远擦不掉的印记。
六岁那年，母亲离开时带走了两样东西：玄关那把蓝格子伞，和梳妆台上最后一支口红。
那天电视里正播着米兰时装周的新闻，模特们踩着高跟鞋走过流光溢彩的T台，修长的身影在聚光灯下像一群优雅的鹤。母亲站在门口，行李箱的轮子卡在门槛处，她盯着电视屏幕看了很久，突然说：“我这辈子总得为自己活一次。”
父亲从沙发里弹起来，啤酒瓶砸向电视机的瞬间，冉雨霖下意识闭上了眼睛。碎玻璃划过小腿的疼痛来得迟了些，她低头看着那道细细的血线，听见父亲沙哑的咆哮：“看见没？你妈就爱这种花架子！”
母亲没有回头。蓝格子伞在雨幕里晃了晃，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转眼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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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角落里堆着的玻璃瓶一天比一天多。
冉雨霖已经习惯了跨过那些歪倒的二锅头空瓶去拿冰箱里的剩饭。有时父亲醉得厉害，会把她的作业本撕碎当引火纸；有时又会在清醒后红着眼睛往她书包里塞皱巴巴的零钱，含混不清地说：“去买本新的。”
十二岁生日那天，班主任让全班写《我的父亲》。冉雨霖咬着铅笔头，盯着作文纸上细密的格子，直到下课铃响也没写下一个字。放学时她看见父亲罕见地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手里拎着用报纸裹着的长条状物体——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给她买的素描本，但当时那可疑的形状让她转身就跑。
父亲追了三条街，最后在红灯前被一辆水泥车撞飞。目击者说他被撞出去七八米，手里还攥着半瓶没喝完的二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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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奶奶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攥着冉雨霖的手。穿黑西装的男人递来厚厚的信封时，奶奶的指甲陷进她掌心的肉里：“我们囡囡才十二岁。”
那五万块钱最终存进了信用社，存折藏在奶奶贴身的暗袋里。每个月取两百块当生活费，剩下的奶奶总是说：“这是囡囡的大学钱。”
有天半夜冉雨霖起夜，看见奶奶就着月光数存折上的数字。老人蜷缩在藤椅里，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那个"5"后面的四个零，仿佛这样就能多摩挲出一个零来。月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是落了一层薄薄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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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冉雨霖成了班里最沉默的学生。
她不吃午饭，因为要把餐费省下来买画具；她拒绝所有春游邀请，因为交不起人均八十的活动费。有次班主任私下塞给她一袋面包，她盯着包装袋上的英文商标看了很久，最后小声说：“我爸爸说过，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那天放学后，她在操场角落发现一只摔碎的陶瓷存钱罐。硬币散落在杂草里，像被遗弃的星星。冉雨霖蹲下来一枚一枚捡，捡到第十八枚时，身后传来轻佻的口哨声。
“喂，”高年级的男生踢飞她手边的硬币，“捡破烂的？”
硬币滚进下水道缝隙的声音，像极了她父亲空酒瓶倒地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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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结束那晚，奶奶从樟木箱底取出个褪色的红布包。
布包里裹着个泛黑的银镯子，内侧刻着小小的"霖"字。“是你爸的铜扳指熔的，”奶奶用粗糙的拇指抹去她脸上的泪水，“戴着它，咱不欠任何人的。”
镯子戴在冉雨霖纤细的手腕上会打转，奶奶就编了条红绳固定。后来这条红绳被马嘉祺拆开研究过三次——他总怀疑绳结里藏着什么玄机，毕竟冉雨霖戴着它考上了盐城最好的高中。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奶奶煮了满满一锅红烧肉。肥瘦相间的肉块在酱油里颤动，冉雨霖突然想起父亲唯一清醒时说过的话：“你妈走那天，其实给我炖了锅红烧肉。”
锅里的热气模糊了奶奶的笑脸。老人把最大的一块肉夹进她碗里，银镯子在动作间闪过一道微光：“我们囡囡要有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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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一天，冉雨霖在旧书市场站了整整六个小时。
她用整个暑假在快餐店擦桌子赚来的钱，买了七本二手教材。最贵的英语书扉页写着前任主人的名字：周莉莉。后来她才知道，这是盐城一中出了名的太妹。
抱着厚重的旧课本回家时路过百货商场，橱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模特走秀。那些修长的腿踩着细高跟鞋，让她想起母亲离开时电视里的画面。冉雨霖下意识摸了摸腕间的银镯子，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轻响。
转头看见个举着相机的男生。他校服外套松垮垮地挂着，镜头却稳得像专业设备。
“抱歉，”男生放下相机时，腕表折射的光晃了她的眼，“你站在光影分割线上的样子很特别。”
后来冉雨霖在开学典礼上才知道，这个偷拍她的人叫马嘉祺，是从省城转学来的优等生。而当时她只是抓紧了怀里的旧课本，像抓住一面盾牌。银镯子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某种无声的警告。
雨又开始下了。冉雨霖站在商场屋檐下，看着雨水在地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她突然想起六岁那年母亲离开时的雨，想起父亲砸碎的电视机，想起奶奶摩挲存折的手指。
腕间的银镯子突然变得很沉，沉得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拽进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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