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洛特·Hwang·蒙哥马利，也叫黄美兰，原名夏洛特·Hwang·金斯利，蒙哥马利是我丈夫的姓氏。我这一生很长，拥有青春永驻的面孔，因为我是吸血鬼和鲛人的混血。
我出生于1905年的泰晤士河畔。那时金斯利庄园刚栽下第一株中国月季。父亲路易斯·金斯利公爵的书房里挂着光绪年间的《瀛寰志略》，母亲黄敏娴总在化妆镜前教我念《声律启蒙》:“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
1919年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时，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的那么撕心裂肺。那年我14岁，被父亲拉在身边，站在书房的门外，听见母亲砸碎了最珍爱的景德镇茶具:“二十一条！佢哋当中国係码头仓库里嘅货箱吗?”
1929年，我在金斯利庄园的圣诞晚宴上弹奏《彩云追月》。一位勋爵笑着问我:“小东方玫瑰，你更爱钢琴还是古筝?”我举起母亲家乡寄来的《申报》:“更爱这上面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全场霎时安静，父亲的红酒杯裂了道细缝。
1939年，二战的风波及到了英国，父亲身为公爵毅然留在了英国，将我和母亲送往了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因为公爵夫人和继承人的身份，当地会将我们保护的很好。
父亲将我们送到香港的码头，拉着我的手，指向山顶飘动着的英国国旗，不知为何，我最熟悉且敬爱的国旗此时竟如同一块溃烂的膏药般贴在中国的伤口上。
那年我34岁，看起来却如同小学快毕业的学生一般。
“我的小酒瓶子，记住…”他拉着我的手，“在这里，你的英文姓氏比你的中文名更管用。”
就这样，我留在了香港读书，母亲将我送进了基督教会学校——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开学第一天，英国校长让我们背诵《大宪章》，我故意用粤语朗诵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后来，我发现我的同桌阿May在厕所隔间偷看《新青年》，油墨把校服染得斑驳。后来我们成立了“朝花读书会”，在教堂唱诗班掩护下读鲁迅。
那些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总是暗中嘲讽我是“茶叶与鸦片生下的小姐”，我却毫不在意。我的国文老师陈先生——那个总穿长衫的瘦高男人。他在课后偷偷教我《少年中国说》，泛黄的宣纸上，梁启超的字句像刀子刻进我心里:“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Hwang小姐，“他总这样叫我，故意略去我的英国名字和姓氏，“女子读书不是为嫁得好，是为让国家站得直。”
阿May的母亲，那位上海来的太太用毛笔在宣纸上教我写“家”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这一笔要像桅杆一样直，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
1941年圣诞夜，日军炸弹震碎了学校彩窗。我们和真光中学的学生一起蜷缩在在防空洞里点着煤油灯考试，炸弹震落的石灰掉在化学考卷上。教务长宣布:“女孩子们可以提前离校避难。”
几乎是同时，“朝花读书会”的几个女子与我同时站起，我的声音颤抖却掷地有声：“先生，您脚下踩着的土地叫新界，1898年租借条约写明了1997年到期。我们连时间都要抢回来，何况一场考试?”
后来我们在防空洞办起"流动课堂"，给伤员讲《牛顿定律》，给孤儿教《岳阳楼记》。
有个从外地挤进香港避难的断腿的女孩问我:“姐姐，数学公式能算出香港什么时候回家吗?”我擦掉她草稿本上的血迹:“能，答案就写在你们这代人的考卷上。”
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见过维多利亚港的日落被英国国旗遮蔽，也见过五星红旗在深圳河对岸升起。1997年，我和母亲回到香港，只为听到查尔斯王子说出那一句“香港现在还给中国”，这一路靠的便是你们笔下那一撇一捺的勇气。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笔尖比枪炮更锋利。
今日你们笔袋里的涂卡笔，是往昔的人们用血泪磨出来的。考场外那些翘首以盼的父母们，或许他们不懂什么是‘双一流’，但他们知道——知识是不贬值的嫁妆，头脑是抢不走的国土。
尤其是我的女孩们。当你们在考场写下第一个字时，你们笔尖下压着的，是香港仔渔民被烧毁的渔船；你们的演算公式里，藏着九龙城寨难民渴望已久的青霉素；你们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是当年那些国文老师没能带出监狱的教案。
女孩子更应该读书。不是为了逃避婚姻，是为了让下一个女孩不必字嫁妆和文凭间选择。
茶叶浮沉时最香，人生起伏处见光。
最后请允许我用母亲教我的粤语说：“落筆千鈞重，收卷日月新。”
“掂過碌蔗，捞乜都掂，中高考加油。”
——————【尾声】——————
每当我在QQ上结识新网友，总会被一种熟悉的感叹包围：“这不公平。”他们说我幸运，从小沐浴在西方教育的阳光下，避开了中国教育的千军万马。这些声音里，总裹挟着对国内教育制度的控诉，仿佛我的人生是一枚被命运格外眷顾的糖果。
这让我想起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图景，何尝不是一座虚实交织的围城？人们看见的似乎永远是滤镜那端的青翠草地。
中国的考场或许拥挤，但至少每个清晨六点晨读的孩子都握着同样的准考证。而在大洋彼岸，教育的分支从羊水便已经划定。
加拿大OSSD代学代考产业合法合规，60万人民币一年。
英国IGCSE、Alevel大考的卷子答案三万人民币一张。
美国的AP考试答案售价1.3万起。
各地的联合作弊考场明码标价、常春藤的录取通知书在华尔街银行保险柜里待价而沽。
在我们那里，试卷保密级别取决于你的银行流水。
图书馆通明的灯火里，我时常想起国内同龄人的误解。他们看到的，是社交媒体精心裁剪的图景：金发少年在草坪上读诗，玻璃幕墙的实验室闪着未来主义的蓝光。而真相是，西方教育早已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进了制度基因。
你们所在网上看到的国外轻松的教育实则为公立学校的“快乐教育”，我们又将它称为“奶头乐”“阶级固化”计划。国外的穷人上不起一年至少15万的私立学校，只能把孩子送进免费的公立学校。那里的同龄人们正嚼着冷掉的薯条，在下午三点的阳光下无所事事。他们轻松愉快的读到高中毕业，却根本没有足够的学术水平以及金钱进入大学，个别杀出重围的优秀学生侥幸进入大学，却从此要背上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学术贷款。
我亲历的精英私校，实则是座永不熄灯的工厂。早上7点晨光未至时攥着咖啡赶早课，晚上9:50揉着酸胀的颈椎离开图书馆。那些past paper堆砌的夜晚，presentation前的焦虑性干呕，一学期要背下五十多组实验数据，被导师打回第十二版的论文——这才是伊顿公学、菲利普斯学院光鲜校徽下的真实底色。
这种割裂不是缺陷，而是设计：上层用课程、礼仪、模拟联合国锻造继承者，底层用“快乐教育”培养合格的流水线工人。
在东西方大学高等教育的分野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修行。
国内大学的毕业论文，常常像初春的薄冰——看似完整却经不起推敲，却奇迹般地承载着学子们安然抵达毕业的彼岸。这让我想起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比喻：就像在游泳池获得深水区资格证，却从未真正游过50米。
而海外的大学里，我们经历的是另一种淬炼。GPA曲线像一把不断下压的铡刀，课题研究如同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永恒劳作，我们想要拿到一纸毕业证书格外困难。凌晨三点的图书馆灯火通明，咖啡的苦涩与键盘的敲击声交织成独特的夜曲。在这里，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一场持续四年的学术铁人三项——每一篇论文都要经历导师‘学术刽子手’般的批改，每一组数据都要承受同行的‘显微镜’检验。
在加拿大学历史时，我的老师曾直言不讳的说：“We only train elites here！If u wanna be a fu*king clown, go to those fu*king public schools！（此地只铸精英，想做小丑的，请去公立学校演马戏）”，这种残酷，与国内衡水中学窗外的标语竟有诡异的相似。
相比之下，中国高考的公平性简直堪称奇迹。关于高考，我在法国做交换生时同东亚研究小组做过专题研讨：各省分数线如同起伏的山脉，但至少每道沟壑都经过反复丈量——没有听力考试的河南卷，恰是对方言区最温柔的妥协、上海卷的艰深，何尝不是对超纲补习的制约？就像山河四省的题海战术保障基础公平，青藏高原的考生要克服缺氧答题，岭南考场的孩子要忍受闷热书写。教育公平从来不是简单的等量分配，而是在巨幅版图上寻找动态平衡的艺术。
我的AL社会学老师曾用红笔在我作业上批注：“特权的本质，是让不平等看起来像自然规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对教育体系的评判。当你们凝视北京四中的绿茵场时，别忘了渥太华公立学校走廊里弥漫的大麻味；当你们抱怨江苏卷的难度时，纽约上东区补习班的价目表正翻过新的一页。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西方所谓的“快乐教育”，不过是给底层递上的精神安慰剂；而你们所参加的中国中高考，尽管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始终倔强地保持着阶层流动的可能。当我们讨论公平时，不该比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该比较不同现实与理想的距离。
中国教育的可贵，在于它至少为每个清晨五点半醒来的少年保留了一盏可能性的灯——这灯光或许微弱，但确实照亮过无数寒门子弟的黎明。
愿所有正在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听见这份来自另一座围城的祝福。
“掂過碌蔗，捞乜都掂，中高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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