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起因表面上是关于礼仪和朝政的争端。北周幼主宇文阐继位后,年仅七岁,无力处理朝政。杨坚身为外戚兼辅政大臣,掌握了实际权力。朝中很快形成了三派势力:支持杨坚的新贵官员、坚守周室正统的旧臣,以及观望态度的中立派。
争端的核心问题是:谁有权代表国家行使最高权力?表面上,杨坚只是代行皇权,但实际上他已经在逐步架空幼主的象征性权力。他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看似尊重传统、实则瓦解正统的举措:让幼主宇文阐举行各种繁文缛节的仪式,同时自己则处理所有实质性事务;对幼主表现出极致的尊敬,却暗中限制其接触外界的机会;提拔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员,同时用各种理由调离或边缘化周室旧臣。
随着时间推移,杨坚的策略从"辅政"逐渐转向"替代"。他首先在朝中散布小皇帝"体弱多病、不堪重负"的言论,为可能的更替埋下伏笔。接着,他开始在朝堂上提出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表面上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实则是在弱化周室宗亲的权力基础。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周静帝禅让的舆论准备阶段。杨坚精心编织了一个"天命所归"的叙事:他让心腹在民间散布"周室气数已尽"的预言,同时在朝中频繁引用"禅让"的历史先例。更巧妙的是,他并不急于接受这些"民意",而是表现出一副"受命不得已"的姿态,多次"坚辞",直到群臣再三请求才"勉强应允"。
这一过程中,反对声音自然不少。一些忠于周室的大臣如张宾、源雄等人提出强烈抗议。杨坚对待这些反对者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对能争取的人给予高位诱惑,对坚决反对者则以"不敬"之罪处置。他不像其他篡位者那样大开杀戒,而是精确打击,只处理少数顽固派,给大多数人留下改弦更张的空间。
在处理宇文家族宗亲时,杨坚同样展现出高超的手腕。他没有像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那样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一部分宇文宗亲封为藩王,远离京师;对另一部分给予虚衔,置于眼皮底下监视;对那些有才能的宇文子弟,则委以边远职务,既用其才,又防其变。这种做法既避免了流血冲突,又解除了潜在威胁,可谓一箭多雕。
最终,禅让仪式在一片"顺应天命"的氛围中成。杨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位,改国号为"隋",史称隋文帝。这场权力交接,从表面上看是和平禅让,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步步为营的权力置换。杨坚成功地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篡位行为,包装成了一次符合"天命"和"民意"的正当更替。
掌权后的杨坚展现出更为成熟的权力技巧。他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一方面大力推行各项改革,如均田制、三省六部制等,为国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权力结构,防止任何人或集团坐大。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如建立门下省审核皇帝诏令,表面上是限制皇权,实则是分散大臣权力,让各部门互相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