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让杜薇欣慰的是,小杰的变化。没有了题海战术的压力,孩子开始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学习热情。他参加了学校的科学俱乐部,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周末,他会邀请新朋友来家里一起做手工或玩桌游;晚上的阅读时间,他不再抗拒,而是自发地捧起英文故事书。
"今天威尔逊太太表扬我了!"一天放学后,小杰兴奋地告诉妈妈,"我的科学项目得了A+!她说我的创意很特别!"
看着儿子闪亮的眼睛,杜薇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然而,现实的压力并未全消退。
远在上海的父母经常在视频通话中流露出担忧:"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小杰这样在国外,长大了认不认祖宗都难说。"
李国彬的职业发展也遇到了天花板,他常在深夜坐在阳台上长时间发呆,杜薇知道他在怀念国内的事业巅峰。
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积蓄正在以可见的速度减少。如果不能很快实现经济上的突破,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回国。
这些忧虑在小杰的一次课堂表现后达到了顶点。
"老师让我们聊家乡,"小杰用中英混杂的语言告诉父母,"但我不知道该说上海还是哈利法克斯......"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击中了杜薇和李国彬。他们给了孩子怎样的身份认同?将来他到底属于哪里?如果既融入不了加拿大社会,又适应不了中国的教育环境,这样的"两不靠"对孩子公平吗?
沉重的疑问在一位华人邻居的分享中找到了些许答案。那是一位移居加拿大十五年的台湾阿姨,她的孩子已在当地大学就读。
"十五年前我们刚来时,和你们现在一样迷茫。"她给杜薇倒了杯茶,"我丈夫从工程师变成了修水管的,我放弃了护士工作去餐厅打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怀疑这个决定。"
"那后来呢?"杜薇问。
"后来发现,教育不仅仅是分数和名校,而是孩子面对生活的态度和能力。"阿姨微笑着说,"我儿子现在读医学院,他告诉我,正是在加拿大的成长经历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关爱他人。这些品质,可能比任何学位都珍贵。"
回家路上,杜薇思索着这番话。夜幕下的哈利法克斯灯火温暖,海风送来潮湿的咸味。这座城市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天是周日,一家三口决定去海边野餐。坐在沙滩上,看着小杰和几个不同肤色的孩子一起堆沙堡,李国彬突然对杜薇说:"你记得我们刚来时,小杰连'你好'都说不利索吗?"
杜薇点点头,露出微笑:"现在他都能和老师争辩为什么恐龙灭绝的理论有多种可能了。"
"我们失去了很多,"李国彬望着远处的海平线,"高薪工作、熟悉的环境、家人的陪伴......但我想我们也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