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了很久，我抬起头，看向马嘉祺。他的眼神平静而坦诚，并没有趁人之危的得意，也没有强迫的压迫感。他只是提出了一个赤裸裸的交易。
“我同意。”我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连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
“确定吗？”他问。
“确定。”
于是，我们的三年协议婚姻就这么开始了。没有婚礼，没有亲友，只有我和马嘉祺，以及那两份冷冰冰的协议。
婚后初期，我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疏离。马嘉祺是个典型的总裁，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甚至直接在公司过夜。而我，因为刚到一个新城市，人生地不熟，加上社恐属性发作，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琢磨着怎么找工作。
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里，奢华而空旷。房子很大，大到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两个萍水相逢的租客，各自住在自己的区域，互不打扰。
他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我醒来后，房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我已经睡了；如果没睡，也多半是他一身疲惫地回来，简单打个招呼就进书房处理公务，或者直接回卧室休息。
我们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上三句话。他偶尔会问一句“今天怎么样？”，我也只是敷衍地回答“挺好的”。这种生活，全不像夫妻，更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协议里说，互不干涉个人生活。我们确实做到了极致。他有他的应酬和工作，我有我的找工作计划和独处时光。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却没有任何交集。
一开始，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毕竟这不是基于感情的婚姻，保持距离反而不会有额外的负担。我可以安心地找工作，适应新环境，同时享受协议带来的经济保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孤独感还是像潮水一样袭来。看着这套冷冰冰的房子，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我只是借住在这里，随时都可能被要求离开。
有一次，我生病了，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想打电话给朋友，却发现唯一联系得上的贺峻霖还在外地出差。犹豫了很久，我还是没有给马嘉祺打电话。我知道他在忙，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小事去打扰他。
就这么硬扛了一天，直到晚上，他意外地提前回来了。看到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样子，他皱起了眉。
“怎么回事？生病了？”他走过来，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冰凉的指尖触碰到滚烫的皮肤，让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
“有点发烧……”我小声说。
他二话不说，立刻去找了体温计，量了温度后，他脸色更沉了。
“都烧成这样了，怎么不吭声？”他的语气有些责备，但听起来更像是担忧。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关心，虽然带着责备，却让我心里涌过一丝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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