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
一、孤寒砥砺：从断齑画粥到进士及第
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内，一声婴儿啼哭划破秋夜。这个新生儿便是范仲淹，父亲范墉时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却在他两岁时猝然离世。母亲谢氏携幼子改嫁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名“朱说”，在山东长山县的朱家度过了寄人篱下的童年。
少年时的范仲淹已显露出异于常人的坚韧。他在长白山醴泉寺苦读，每日将米粥冷凝后划成四块，配咸菜分两餐果腹，这“断齑画粥”的清苦，成了他砥砺心志的修行。一次，同窗好友见他食不果腹，送来丰盛饭菜，他却原封不动退还，坦言：“吾已习惯食粥，若享佳肴，恐日后难安清贫。”这份对本心的坚守，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十三岁那年，范仲淹偶然得知身世真相，如遭雷击。他拜别母亲，毅然离开朱家，徒步赴应天府书院求学。书院内，他昼夜苦读，冬日倦极便以冷水泼面，五年间未尝解衣就枕。真宗赵恒路过书院时，诸生争相围观，唯有范仲淹端坐诵读，言“今日安心向学，日后见天子亦不晚”。这份沉潜，让他在儒家经典中汲取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养分。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登蔡齐榜进士第，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母亲从朱家接回奉养；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他正式奏请朝廷恢复范姓，在《复姓表》中写道：“志在投艰，敢忘祖德？”此时的他，虽官位低微，却已将“忠孝”二字刻入骨髓。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断案如神，每遇疑案必亲赴现场勘查，广德军百姓称他“范青天”，连上司都惊叹“此子有王佐之才”。
二、犯颜直谏：三起三落中的士大夫风骨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因母丧守制，应天府知府晏殊邀其执掌书院教席。他革新教法，主张“经世致用”，鼓励学子“明体达用”，将学问与治世相结合。书院学风为之一振，从学者常数百人，其中不乏后来的名臣富弼。守制期满后，晏殊荐他入京任秘阁校理，这个负责整理皇家典籍的职位，让他得以窥见朝政核心。
此时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刘太后欲让仁宗率百官为自己祝寿，范仲淹上疏直言：“天子之母，当守礼度，若陛下屈尊拜母，何以示天下？”疏文递上，朝野震动。晏殊怒斥他“狂妄邀名”，范仲淹却回书：“仲淹谬辱公举，每惧不称，今直言而获罪，虽死不悔！”最终，他被贬为河中府通判，临行前对同僚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士大夫本分也。”这是他第一次因谏被贬，却奠定了“遇事敢言”的政治底色。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任右司谏。未几，仁宗因郭皇后无子欲废后，范仲淹率台谏官伏阙进谏，在宫殿门口与宰相吕夷简激烈争执：“皇后无过，废之无名！”仁宗震怒，将他贬为睦州知州。赴任途中，他见太湖沿岸百姓流离，写下“静江堂下百株梅，为谁零落为谁开”，字间满是忧民之思。在睦州，他重修严子陵钓台，作《严先生祠堂记》，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寄托对风骨的推崇。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再被召回，任礼部员外郎。他与吕夷简的矛盾因吏治问题再度激化——吕夷简任人唯亲，官员升迁只论年资；范仲淹则主张“择贤任能”，绘制《百官图》呈给仁宗，直指吕夷简“进贤退不肖”失当。吕夷简反诬他“越职言事，离间君臣”，范仲淹被贬知饶州。此次被贬，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因声援他一同遭贬，时人称为“四贤”。范仲淹在《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中写道：“一棹危于叶，旁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既叹仕途险恶，更暗喻对民生疾苦的牵挂。
三、戍边西北：从文臣到统帅的战略重构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宋军三战皆败，延州守将范雍被俘，西北边陲震动。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急召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共掌西北军务。时人皆以为文臣不知兵，范仲淹却以一场彻底的军事改革，重塑了西北边防。
初到延州，他发现宋军“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纪涣散。他大刀阔斧整顿：淘汰老弱，保留精壮；将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设将官专司训练，战时统一调度，史称“将兵法”。他亲自寻访将领，提拔狄青、种世衡等人才——狄青曾因犯罪面刺金印，范仲淹授他《左氏春秋》，告诫“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狄青后来终成一代名将。
在防御策略上，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战略，反对韩琦“主动出击”的主张。他认为西夏“兵悍马劲，来去如风”，宋军应“修城筑寨，固守疆土，招抚羌人，孤立西夏”。他亲赴前线主持筑城，大顺城、青涧城等要塞拔地而起，形成绵延千里的防御体系。对羌人部落，他摒弃“剿杀”政策，亲赴部落与首领歃血为盟，赠以粮食、布匹，晓以“汉羌一家”之理，使得羌人“皆乐为宋用”，西夏失去盟友，势力大减。
庆历元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宋军惨败，韩琦被贬，范仲淹因力主稳健未受重责，改知庆州。在庆州，他写下《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词中既有戍边之苦，更有“燕然未勒”的报国壮志，成为边塞词的压卷之作。经他数年经营，西北“塞垣坚固，羌汉相安”，李元昊被迫遣使求和，宋夏于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西北边疆得以安定。
四、庆历新政：以改革图中兴的理想与顿挫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等革新派亦被重用。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以及辽、夏环伺的外患，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拉开“庆历新政”序幕。
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明黜陟”打破按年资升迁的“磨勘”旧制，以政绩定奖惩；“抑侥幸”限制权贵子弟恩荫入仕，减少冗官；“择官长”令各路转运使严格考察州县官，罢免贪腐无能者。这些措施直击官僚集团利益，如“择官长”推行时，范仲淹手持官员名册，将庸碌者一笔勾去，富弼劝他“一笔勾之易，焉知一家哭”，他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在民生与教育方面，“厚农桑”兴修水利，推广占城稻；“精贡举”改革科举，以经义、策论取代诗赋，培养实用人才；“减徭役”合并州县，减轻百姓负担。新政推行半年，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地方吏治清明，百姓负担减轻，开封府甚至出现“商旅增多，物价趋稳”的景象。
然而，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吕夷简等保守派散布“范仲淹、富弼结党营私”的谣言，伪造“朋党榜”张贴于京城。仁宗本就对“朋党”敏感，渐生疑虑。庆历四年（1044年），契丹趁宋夏议和之际索要关南之地，范仲淹自请巡边，离京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次年，富弼、韩琦相继外放，新政措施陆续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离京前，范仲淹写下《灵乌赋》，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明志，回应“结党”指控。他虽痛心改革夭折，却从未后悔：“事虽未竟，然革弊之心已明，后世必有继之者。”事实上，他的改革理念为三十年后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晚岁余晖：先忧后乐的精神丰碑
庆历五年（1045年）后，范仲淹历任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虽远离中枢，仍以民生为念。在邓州，他重修览秀亭，创建花洲书院，常与友人宴游赋诗，写下《岳阳楼记》。这篇散文并非作于岳阳楼，而是他听闻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凭记忆与想象所作。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既是他一生的写照，更凝聚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核。
在杭州任上，他遇上大饥荒，创新推行“以工代赈”：鼓励富人举办宴饮，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官舍，为灾民提供就业；故意抬高粮价，吸引外地粮商运粮，最终粮价反降。他还奏请朝廷放宽盐禁，允许百姓贩卖私盐，缓解民生困境。这些举措，尽显“治世能臣”的务实智慧。
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颍州知州，赴任途中病重。他在《遗表》中仍劝仁宗“亲贤臣，远小人，纳谏诤，斥奸邪”，对自家后事却只字未提。同年五月二十日，他病逝于徐州，享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书墓碑“褒贤之碑”，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这是北宋文臣的最高荣誉。
范仲淹去世后，朝野震动。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序》中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朱熹称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他的子孙亦承其志，次子范纯仁官至宰相，以“忠恕”治政，时人谓“范氏家风，古今所罕”。
结语
范仲淹的一生，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完美诠释。他起于孤寒，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屡遭贬谪，却从未改其忧国忧民之志。从“断齑画粥”的少年，到犯颜直谏的谏官；从戍边御敌的统帅，到推行新政的改革者，他以“先忧后乐”的信念，在每一个角色里都做到了极致。
他的价值，不仅在于治政、戍边的功绩，更在于为后世树立了“士”的标杆——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以苍生为念，以道义为归。千载之下，读《岳阳楼记》，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赤诚与担当。正如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十六字，早已超越个人命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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