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重案组的办公室刚搬了新址，七张办公桌沿着窗边排开，阳光扫过桌面时，能看见空气里浮动的细小尘埃。
“新来的重案组听说了吗？七个刚毕业的警校生，个个一米八往上，长得跟明星似的。”茶水间里，老刑警们捧着搪瓷杯闲聊，“我昨天路过，瞅见那几个小子站成一排，宽肩窄腰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拍警匪片的。”
“好看能当饭吃？”有人嗤笑，“重案组不是秀场，真碰到碎尸案、连环案，看他们能不能扛住。”
这话传到办公室时，刘耀文正对着卷宗皱眉，闻言把笔往桌上一拍：“要不咱们打个赌？”
“别冲动。”马嘉祺按住他的肩膀，指尖在卷宗上圈出个模糊的指纹，“用案子说话。”
他们七个确实是警校里的“异类”。同期学员里，数他们体能最拔尖，理论课次次拿奖，偏偏还长了张惹眼的脸。毕业照里，七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站成一排，挺拔得像小白杨，被教导主任笑着说“这是把咱们警校的颜值天花板都凑齐了”。
真正让他们在市局出了名的，是那起横跨三省的文物走私案。
报案人是个收藏家，家里传了三代的青瓷瓶不翼而飞，监控只拍到个模糊的黑影。老刑警们查了半个月没头绪，最后把这烫手山芋扔给了刚成立的重案组。
“估计是觉得我们年轻，经得起折腾。”丁程鑫把监控录像放慢十倍，指着屏幕角落里一闪而过的车牌号，“看这里。”
接下来的七天，办公室的灯就没熄过。
宋亚轩对着电脑筛查了近千小时的监控，眼睛熬得通红，却在看到嫌疑人同伙的脸时突然清醒：“找到了！这人三年前因盗窃入狱，上个月刚放出来！”
张真源带着刘耀文跑遍了全市的古玩市场，假装成买家和贩子周旋，回来时衬衫后背全被汗浸透，却拎着个关键线索——嫌疑人交易时用过的特殊包装纸。
严浩翔和贺峻霖去了嫌疑人的老家，在堆满杂物的旧屋里翻了两天，从床板下找出本记着交易暗号的笔记本，手指被木刺扎出好几个血洞。
马嘉祺和丁程鑫则守在审讯室，凭着警校学的心理侧写，一点点敲开了那个“黑影”的心理防线。
第七天清晨，当他们带着逮捕令冲进跨省交易的仓库时，嫌疑人看着眼前七个眼神锐利的年轻警察，愣住了：“怎么是你们？”
“不然呢？”刘耀文铐住他的手腕，动作干脆利落，“以为我们是来玩的？”
仓库里堆着的不仅有失窃的青瓷瓶，还有二十多件国家级文物，涉案金额过亿。案子破得漂亮，连局长都在大会上表扬：“重案组这七个小子，是块好料！”
庆功宴没搞什么排场，就在办公室泡了桶面。七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狼吞虎咽地吃着，嘴角沾着汤汁也顾不上擦。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他们带着倦意却依旧明亮的脸上，熬夜留下的黑眼圈遮不住眼里的光。
“你看网上说的没？”贺峻霖刷着手机笑出声，“有人拍了咱们抓人的照片，说‘果然长得好看的都上交国家了’，还有人说‘这颜值不去当偶像可惜了’。”
“可惜什么？”严浩翔咬着叉子，“当警察不比当偶像酷？”
正说着，值班室的电话响了，新的案子又来了——郊区发现具无名女尸，初步判断是他杀。
七个人对视一眼，刚才还带着点松弛的表情瞬间绷紧。马嘉祺把最后一口面汤喝完，抹了把嘴：“走。”
警车开在清晨的马路上，警灯闪烁的红光映在他们年轻的脸上。路过早点摊时，老板探出头看了眼，笑着跟旁边的人说：“这几个警察小伙真精神，跟画里走出来的似的。”
“可不是嘛，”旁边的阿姨点头，“上次我家进了小偷，就是他们出的警，动作快得很，一点不含糊。”
车里，宋亚轩正在整理新案子的资料，指尖划过受害者的照片时轻轻顿了顿。丁程鑫拍了拍他的后背：“打起精神。”
“嗯。”他点头，眼里重新燃起专注的光。
他们知道，总有人会因为那张脸低估他们，说他们是花瓶，是靠颜值混进重案组的。但没关系，警徽别在胸前，责任扛在肩上，每一次出警，每一个破获的案子，都是最有力的回应。
车窗外的风卷起落叶，带着初秋的凉意。七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坐在车里，肩膀挨着肩膀，沉默却默契。他们的腰依旧挺直，肩膀宽阔得能撑起责任，就算熬了夜，下颌线的线条也依旧利落好看。
但比起这些，他们更在意的是，下一个案子能不能尽快侦破，受害者能不能沉冤得雪，这座城市能不能多一分安宁。
毕竟，好看的皮囊只是附加品，藏在警服下的锋芒和担当，才是他们真正上交国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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