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教导主任办公室时,走廊里的阳光正斜斜地打在地面上,映着刘耀文那双沾了点灰尘的白色运动鞋。他站在门口,校服外套敞开着,里面的T恤皱巴巴的,嘴角还破了点皮,脸上的红晕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打的。
“刘耀文!”我走过去,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火气,“你又跟人打架?”
他转过头,原本梗着的脖子突然垮下来,眼睛红红的,像只被欺负狠了的小狼崽。周围还有几个看热闹的学生,指指点点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过来。我刚想拉他进办公室,他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指尖冰凉,带着点颤抖。
“姐,”他的声音很哑,带着浓重的鼻音,“我不想学了。”
那一瞬间,我所有的火气都像被戳破的气球,倏地瘪了下去。
刘耀文从小就不是块读书的料。我拿着年级第一的奖状时,他正蹲在院子里给蚂蚁搬家;我在台灯下刷五三时,他抱着吉他在房间里弹得满头大汗。不是他不认真,是真的学不会——数学题里的x和y像天书,英语单词背了又忘,历史年份在他脑子里永远是乱的。每次家长会,老师提到他时总是叹气:“这孩子挺聪明,就是不用在正途上。”
可他哪里不用在正途上了?学校艺术节,他抱着吉他唱原创的歌,台下的掌声能掀翻屋顶;运动会的接力赛,他最后一棒冲刺时,连隔壁班的女生都在为他尖叫;班级黑板报,他画的动漫人物比印刷的还好看。
我拉着他往操场走,远离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四月的风带着点暖意,吹起他额前的碎发,露出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此刻却蒙着层水雾。
“为什么不想学了?”我坐在看台上,看着他低着头抠校服上的拉链。
“学不会,”他声音闷闷的,“今天数学老师又当着全班的面说我笨,说我这辈子都没出息。后面那男生笑我,我就……”他没说下去,但嘴角的伤口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想起上周回家,他房间的灯亮到半夜,我进去送牛奶时,看见他趴在桌子上,练习册上的错题红得刺眼,手边的吉他安安静静地靠在墙角。“姐,我是不是真的很笨?”他当时抬头问我,眼里的迷茫像团雾。
那时我还安慰他:“慢慢来,总会学会的。”现在想想,那话说得有多轻飘飘。
“你看,”刘耀文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条,是张音乐比赛的报名表,“我想试试这个。”
纸条上的字迹龙飞凤舞,是他的风格。我看着他眼里重新燃起的光,突然想起他小时候,拿着把玩具吉他在院子里又唱又跳,阳光洒在他脸上,像镀了层金。
“不学文化课,以后可能会很难。”我轻声说,不是劝阻,是陈述。
“我知道,”他抬起头,眼睛亮得惊人,“但我想试试自己喜欢的。姐,你看那些歌手,他们也不一定成绩多好啊。”
我突然笑了。想起他偷偷攒钱买吉他,手指磨出茧子也不吭声;想起他把零花钱全用来买乐谱,却总说自己不饿;想起他在生日时许愿,说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唱歌。
“打架不对,”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像小时候那样,“但不想学了,可以跟姐说,也可以跟爸妈说。”
他愣住了,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扑过来抱住我,下巴磕在我肩膀上,带着点哭腔:“姐,你不骂我啊?”
“骂你有用吗?”我拍着他的背,感觉到他肩膀在微微颤抖,“你从小就倔,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但刘耀文,选了这条路,就不能后悔,得比学文化课更努力,知道吗?”
他在我怀里点点头,声音闷闷的:“知道。”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操场上有低年级的学生在踢足球,笑声老远就能听见。刘耀文松开我,抹了把脸,又恢复了那副有点桀骜的样子,只是眼睛还红着。
“走吧,回家跟爸妈说。”我站起来,朝他伸出手。
他把手放进我手里,掌心暖暖的,带着点吉他弦磨出的薄茧。“姐,”他突然说,“以后我红了,给你买大房子。”
我笑着踹了他一脚:“先把这次的架给我摆平了再说。”
他嘿嘿地笑起来,嘴角的伤口扯得他嘶了一声,却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那天晚上,家里的灯亮到很晚。爸妈的脸色从震惊到生气,再到沉默,最后是叹着气说“随他吧”。刘耀文站在客厅中央,背挺得笔直,像株倔强的小树。
后来,他真的退了学,去了艺术学校。每次通电话,他都在练歌或练舞,背景音里总有钢琴或吉他声。有时他会说累,说难,但从没说过后悔。
再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他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抱着吉他唱着自己写的歌,眼睛亮得像星星。台下的掌声雷动,他鞠躬时,嘴角的弧度和小时候在院子里唱歌时一模一样。
我突然想起那个四月的下午,他哭着说“我不想学了”,眼里的迷茫和委屈像根针,轻轻扎在我心上。原来有些翅膀,本就不该被困在书本里,它们该在更广阔的天空里,迎着风,飞得又高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