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长沙城,梧桐叶刚落满青石板路,锦鸢跪在父母的灵前,白孝服的下摆已被泪水浸得发皱。以前常带在身边的那只象牙算盘——那是他教她算第一笔船运账时用的东西。灵堂外的争吵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东房的七叔正拍着桌子喊:“十七岁的丫头片子镇不住场子!
锦鸢攥着算盘站起身,指腹被算盘珠子硌出红痕。她刚掀开灵堂的竹帘,就见月白长衫的一角先映入眼帘,二月红正站在廊下,手里提着个乌木食盒,身后跟着两个红家的伙计,正把一叠叠纸钱搬到焚化炉边,红哥哥……看着红官锦鸢双眼泛红,二月红把食盒递给她,盒盖掀开时,飘出桂花糕的甜香。“你三天没好好吃东西了。”红官没有答应,而是声音放得轻,像怕惊了灵前的烛火,“霍伯母去年教我算船运损耗时说,锦鸢心细,能从船板的木纹里算出载货量,这点上,十个七叔加起来都不如你。”
这话像定心丸落进锦鸢心里。她捧着温热的食盒转身,正撞见七叔伯带着人闯进来,为首的小子手里还攥着根铁棍,想砸灵前的牌位。“放肆!”锦鸢把食盒往供桌上一放,象牙算盘“啪”地甩在手里,“我爹娘走前立了字据,霍家码头的账房钥匙由我接管,你们要抢,先问问这算盘答不答应!”
七叔伯嗤笑一声,刚要抬手推她,手腕却被人攥住了。二月红不知何时站到了她身侧,指尖稍一用力,七叔就疼得龇牙咧嘴。“霍当家的牌位还在这,你动她一下试试?”他目光扫过那群举着棍棒的汉子,落在墙角那堆沾着水迹的账本上——那是父亲从岳阳运来的新账册,本想秋后核对,如今却成了遗物。“这些账册里记着谁私吞了码头的钱,谁把货船租给了鸦片贩子,红家的戏班小子们记性好,我让他们念念?”
七叔的脸瞬间白了。锦鸢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她跟着父亲去红家戏班看戏,后台的小子们正围着二月红学念戏文,他教一句,孩子们就齐声应一句,那声音亮得能穿透戏楼的顶。此刻他站在灵堂前,没开腔唱戏,却比任何戏文都有震慑力。
内乱平息在半月后,霍家锦鸢在码头的账房里核对完最后一笔账时,已是掌灯时分,锦鸢要不去外边走走?都好久没有出去转转了吧,嗯?红官从房外走了进来。
嗯,正好我也想出去透透气!在红官面前锦鸢永远都是小姑娘,他说:“去看看丫头吧,你小时候总跟她在码头抢着她做的面吃。”
锦鸢心里一动。丫头姐姐是她儿时玩伴,后来家道中落,跟着父亲在街角卖阳春面,算算也有五六年没见了。两人刚转过码头的石阶,就听见巷子深处传来闷响,像是扁担砸在地上的声音。马灯的光扫过去,正照见两个汉子把一个穿粗布褂子的姑娘往麻袋里塞,那姑娘挣扎着仰头,露出被泥污糊住却依旧亮的眼睛——正是丫头。
“放开她!”锦鸢冲过去时,红官已先一步放出铁子弹打中几人的手后一个侧踢那两人认得他腰间的珊瑚玉佩,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嘴里嘟囔着“她爹欠了赌坊的钱”。丫头从麻袋里挣出来,胳膊上的擦伤正渗血,却先去捡散在地上的铜板,捡着捡着就哭了:“我爹病着,我卖面攒的钱……”
红官蹲下身,从怀里摸出块干净的帕子,替她擦去脸上的泥。“丫头还记得我吗?”他声音温和,“你十岁那年,在戏班门口给我送过一碗阳春面,汤里卧了两个荷包蛋,说‘红二爷唱戏费嗓子’。”
丫头愣住了,眼泪挂在睫毛上:“红少班主……您还记得?”她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裹了又裹的东西,一层层打开,是半块干硬的桂花糕——那是六年前锦鸢给她的,她一直没舍得吃。“我跟锦鸢说过,等我爹好点,就去霍家码头帮工……”
“码头正好缺个管茶水的人。”红官打断她,把马灯塞到她手里,“明儿卯时来账房找锦鸢,她给你留着热粥。”又看向那两个汉子,语气冷了几分,“赌坊的账,我红家替她还。但你们伤了她,得去巡捕房说清楚。”
汉子被拖走时,巷子里只剩下马灯的光晕。丫头捧着灯,忽然发现二月红的长衫下摆沾了块泥,是刚才蹲下来给她擦脸时蹭的。她想起小时候听人说,红官的戏服连折痕都要熨得笔挺,此刻却任由泥污沾着,像不在意这世间的尘垢。
后来丫头真的去了码头,每天天不亮就烧好热茶,给往来的船工端过去。锦鸢常看见她对着二月红送的那盏马灯出神,灯座上刻着朵小小的桂花,是他用刻刀一点点凿出来的。而那年深秋,锦鸢在父母的牌位前摆上两碗阳春面,汤里各卧了两个荷包蛋,轻声说:“爹,娘,红哥哥帮我稳住了霍家,而且女儿以前跟你们说的丫头姐姐也回来了,我们都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