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便利店,收银台前的监控摄像头闪着微弱的红光。我机械地扫描着商品条形码,耳边持续不断的嗡鸣声像是坏掉的电视机发出的噪音。医生说这是长期失眠和抑郁导致的耳鸣,但我知道,这是母亲离开时留在我脑子里的声音——永远关不掉,永远调不轻。
"一共是48元。"我对面前醉醺醺的顾客说,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胃部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我下意识地按住腹部,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这已经是今晚第七次发作,止痛药的效力在连续工作16小时后早已消失殆尽。
便利店的玻璃门开合,带进一阵夜风。我抬头看向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苍白的脸,青黑的眼圈,干裂的嘴唇。这张22岁的面孔,却有着40岁的疲惫。镜中的我突然变成了母亲的样子,她最后那段日子,也是这样站在浴室镜子前,看着自己一点点枯萎。
"苑长生!货架整理完了吗?"店长的吼声从仓库传来。
"马上好。"我应道,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我蹲下身整理货架,膝盖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哒声。三份工作——便利店夜班、早餐店帮工、周末超市理货员——像三座大山,日复一日地压弯我的脊椎。医生警告我再这样下去会垮掉,但我不敢停下来。身体的疼痛至少能让我暂时忘记,那天放学回家推开门时,看到母亲悬在空中的脚尖时的那种感觉。
货架上的速食便当日期检查到一半,耳鸣突然加剧。那种高频的尖啸声像是无数根针扎进鼓膜,我不得不靠在冰柜上稳住身体。冰柜的冷气透过单薄的制服,冻得我打了个寒颤。这让我想起去年冬天,在早餐店后门呕吐时,吐出的血丝在雪地上绽开的模样。
收银台下的抽屉里放着我的"药盒"——奥美拉唑、布洛芬、安眠药,还有抗抑郁的帕罗西汀。这些药片在我的胃里打架,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是胃病更痛,还是心痛更难以忍受。药盒旁边是攒了四年的存折,上面的数字早已超过了一个人生活所需,但我还是停不下来工作。仿佛只有让身体累到极限,才能暂时逃离那些噩梦——母亲青白的脸,医院走廊刺眼的灯光,殡仪馆工作人员公式化的安慰。
凌晨四点,便利店暂时没有顾客。我靠在收银台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程既明又发来了消息,他说公司楼下的樱花开了,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我轻轻抚摸屏幕上那些照片,指尖传来的只有冰冷的触感。我们认识一年多了,他从来不知道,每次他说"真想让你也看看"时,我的心脏都会抽痛一下——就像现在这样。
胃部又是一阵绞痛,我熟练地吞下两片奥美拉唑,药片黏在食道里迟迟不肯下去。这让我想起上周的胃镜检查,医生看着显示屏上的阴影摇头的样子。"这么年轻就..."他没有说完的话,我替他说完了——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清晨六点,交班时间到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早餐店,途中经过一所小学。孩子们的笑声隔着围墙传来,刺得我耳膜生疼。十七岁那年,我也是这样站在学校门口,手里攥着退学申请表,看着教室里空荡荡的座位——那是母亲曾经坐过的家长会位置。
早餐店的油烟熏得我眼睛发红,手里的菜刀起起落落,切碎的葱花堆成小山。老板娘在骂我动作太慢,但我已经听不太清楚了——耳鸣声盖过了一切。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滴在案板上,和葱花的汁液混在一起。我突然想起母亲做的葱花煎蛋,那是她为数不多还愿意下厨的日子里,最常做的菜。
下午两点,我终于回到出租屋。房间只有六叠大小,但收拾得一尘不染——这是母亲教我的。床头的相框里,她温柔地笑着,完全看不出被抑郁症折磨的痕迹。我吞下安眠药,躺在床上,等待药效发作。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像极了母亲手腕上最后那道伤疤。
半梦半醒间,手机震动起来。是既明发来的海边照片,他说已经订好了国庆节的民宿,就等我了。我盯着那片蔚蓝的海,突然哭了出来——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也去不了了。胃癌晚期的诊断书就藏在枕头底下,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我摸索着从床底拖出一个铁盒,里面装着这些年来收集的药片。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它们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像是小时候和母亲在海边看到的细沙——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见到海。铁盒旁边是既明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等你一起来看海。"
药片倒在手心时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数了数,正好34粒,是我和母亲共同生活过的年数。耳边的嗡鸣声突然变得遥远,母亲的影子出现在墙角,她对我伸出手,就像小时候带我去看海那样。
"晚安,既明。"我按下语音键,声音比想象中平静,"谢谢你让我看见海。"
药片滑入喉咙的瞬间,我仿佛听见了海浪的声音。母亲牵着我的手,海水漫过脚踝,冰凉又温柔。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卸下"苑长生"的名牌,像褪下一件穿了太久的工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