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的一生，恰似一叶扁舟，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起伏跌宕，却始终保持着文人特有的从容与旷达。他生于眉山青神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苏洵的严厉教诲与母亲程氏的慈悲心肠，早早在这位天才少年心中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种子。二十岁那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第，主考官欧阳修读其文竟汗出如浆，断言"此人文章必独步天下"，从此"苏东坡"三字便成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星辰。

初入仕途的苏轼带着书生意气，在凤翔判官任上便敢与上司陈公弼据理力争。那支记录民间疾苦的《凤翔八观》毛笔，蘸着年轻的热血写下《凌虚台记》，字里行间已见"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哲思萌芽。当王安石变法如暴风骤雨般席卷朝堂，这位耿直的杭州通判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直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竟不知这番忠谏将成为半生颠沛的起点。

乌台诗案那年的铁窗月色格外凄冷。御史台的囚室里，他听着狱卒泼水洗地的声音，以为死期将至，给弟弟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绝命诗。当贬谪黄州的诏书最终取代死刑，这个曾经锦衣玉食的翰林学士，在定惠院破败的禅房里重新认识了自己。城东那片名为"东坡"的荒地，不仅种出了养活全家的粳稻，更生长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通透智慧。赤壁江头的明月见证了他最壮丽的涅槃，前后《赤壁赋》如双璧生辉，将中国文人山水哲思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重返庙堂的苏轼并未变得圆滑。当司马光尽废新法时，他再次站出来反对"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这种"独立不惧"的品格使他同时得罪新旧两党。杭州太守任上的苏堤春柳至今摇曳，六井清泉仍映照着那个疏浚西湖、创办病坊的勤政身影。可朝堂风云变幻，岭南的瘴气很快取代了江南烟雨，他在惠州嘉祐寺的松风阁里"日啖荔枝三百颗"，把蛮荒之地变成了"海山仙人绛罗襦"的诗意栖居。

儋州的贬谪本是绝境，这个六十岁的老人却在黎族百姓中找到了最本真的快乐。他戴着椰冠在槟榔树下讲学，用桄榔叶编成的"东坡笠"抵挡热带暴雨，连苦笋涩茶都成了"南荒不负逐臣"的馈赠。当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的消息跨海传来，他正在教孩童吟诵"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北归途中在金山寺看到友人李公麟所绘肖像，他提笔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十二个字里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后的淡然。

建中靖国元年那个梅雨季节，常州顾塘溪畔的孙氏馆里，弥留之际的苏轼听着窗外潺潺雨声。恍惚间或许看见了眉山老宅那株百年老梅，听见了母亲讲授《范滂传》时的清朗声音，还有王弗在轩窗下梳妆的窸窣声响。他最终没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但那些"大江东去"的豪迈、"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领悟，早已化作中华文明血脉中最动人的部分。

千载以下，当我们漫步西湖苏堤，诵读"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哲理，品味东坡肉里的烟火气，那个头戴短笠、脚踏芒鞋的身影似乎从未远去。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文人，可以在政治风暴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在命运沉浮里坚守艺术的纯粹，最终将个体的悲欢升华为永恒的文化基因。这种在逆境中绽放的生命姿态，或许比任何煌煌功业都更接近中国士大夫精神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