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我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卒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世人称我"柳河东"，晚年贬谪柳州，又称"柳柳州"。我这一生，四十七载春秋，经历了从显赫到贬谪，从意气风发到忧愤交加，最终在南方瘴疠之地了却残生。每思及此，不禁感慨万千。

我出身河东柳氏，乃名门望族之后。幼时随父亲柳镇游历各地，见识广博。父亲为官清廉正直，对我影响至深。记得他常教导我："为官当以民为本，不可因私废公。"这些教诲如同种子，深植我心。我自幼聪颖，十三岁便以文才闻名，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可谓少年得志。

贞元年间，我与韩愈、刘禹锡等人交游，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我们志同道合，常聚在一起讨论文章之道，批评时政弊端。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我们自诩为"革新派"，胸怀天下，欲以一己之力改变朝政腐败。

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掌权，推行"永贞革新"。我与刘禹锡等人积极参与，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我们力主抑制宦官专权、削弱藩镇势力、减轻百姓负担，一时间朝野震动。然而好景不长，革新仅持续百余日便告失败。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王叔文被杀，我们这些参与革新者尽遭贬谪。

我被贬为永州司马，这一贬就是十年。永州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初到时我几乎无法适应。更令我痛苦的是政治理想的破灭和远离京城的孤寂。永州十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我文学创作最丰硕的时期。在孤独与绝望中，我写下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名篇，借山水之游排遣忧思，借寓言讽刺时政。

记得在永州时，我常独自漫步于愚溪之畔，看溪水潺潺，思及自身遭遇，不禁悲从中来。我以"愚"自嘲，作《愚溪诗序》，表面写溪，实则抒怀。政治上的挫折使我更加关注民生疾苦，《捕蛇者说》中蒋氏的遭遇，正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朝廷苛捐杂税，逼得百姓宁可冒死捕蛇，也不愿承受赋税之苦。每思及此，我便彻夜难眠。

元和十年（815年），我与刘禹锡等人曾被短暂召回京师，但旋即又遭贬谪。我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我因见播州更为偏远艰苦，刘禹锡有老母在堂，便上表请求与他对调。虽未获准，但朝廷终将刘禹锡改贬连州。此事可见我与梦得（刘禹锡字）情谊之深。

柳州比永州更为偏远，气候湿热，多瘴疠之气。我在此任职四年，虽为贬官，却勤政爱民。我废除当地抵押人口为奴的陋习，解放奴婢；兴办学校，教化百姓；开凿水井，改善民生；种植药材，防治疾病。这些举措使柳州百姓生活有所改善，我也因此获得了"柳柳州"的尊称。

在柳州期间，我深感南荒之地的落后与闭塞。当地百姓迷信巫术，不事农桑，我极力劝导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稻谷、桑麻。看到百姓逐渐接受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生活有所改善，我内心稍感慰藉。然而，长期的贬谪生活已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南方的湿热气候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和瘴疠，身体日渐衰弱。

我常登柳州城楼，眺望北方，思念故乡和京城的亲友。写下"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抒发内心的孤独与忧思。与刘禹锡、韩愈等人的书信往来，成为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我们在信中讨论文学、哲学，互相勉励。特别是与韩愈关于"天人说"的辩论，使我得以系统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哲学上，我反对天命论，主张"天人不相预"，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无关。这一思想体现在《天说》《非国语》等著作中。我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在于人事，而非天意。这种思想在当时可谓大胆而前卫，也反映了我在政治挫折后对传统观念的深刻反思。

文学创作上，我最为人称道的是山水游记和寓言。永州八记将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开创了游记文学的新境界。《黔之驴》《临江之麋》等寓言，借动物故事讽刺时弊，寓意深刻。我的诗歌以简淡幽峭著称，与刘禹锡并称"刘柳"。苏轼后来评价我的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可谓知音。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大赦天下，我接到诏书可以北归。然而长期的贬谪生活已耗尽了我的生命力，未及启程便病逝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临终前，我写信给刘禹锡，托他整理我的文稿。我一生著述甚丰，有《柳河东集》传世，共四十五卷。

回顾我这一生，少年得志，中年遭贬，晚年凄凉。政治上的失败使我饱尝人间冷暖，却也促使我在文学和哲学上取得了非凡成就。若问我是否后悔参与永贞革新？我必答不悔。虽因此断送仕途，但为国为民之心，至死未改。我的诗文或许能为后世留下一些思考，这便足矣。

柳州百姓在我死后建祠纪念，这比任何朝廷的褒奖都更令我欣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做到了父亲当年的教诲。人生在世，荣辱得失终成空，唯有文章与德行可以长存。我这一生，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