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 朕的一生：贞观之治与千古一帝的自我审视

朕，李世民，生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公元599年1月23日），驾崩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公元649年7月10日），享年五十有二。回首朕这一生，从晋阳起兵到玄武门之变，从贞观之治到晚年病痛，可谓波澜壮阔，功过参半。今以朕之口吻，自述这一生得失，留与后人评说。

朕生于陇西李氏，乃关陇贵族之后。父亲李渊时任隋朝官员，母亲窦氏亦是名门闺秀。幼时便有相士言朕"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故父亲为朕取名"世民"。少年时，朕便好弓马，喜读兵书，常与兄长建成、弟元吉及诸将子弟游猎习武。那时天下已现乱象，隋炀帝暴虐无道，民不聊生，朕心中已有澄清天下之志。

大业十三年（617年），父亲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朕随父赴任。眼见隋朝将亡，朕多次劝父亲起兵，起初父亲尚有顾虑，后见天下大势已去，终于采纳朕的建议。那年五月，朕与父亲在晋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十一月便攻入长安。次年，父亲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封朕为秦王。那时朕年方十八，已立下赫赫战功。

武德年间，朕率军平定薛举、薛仁杲父子，击败刘武周、宋金刚，又消灭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记得虎牢关一战，朕亲率三千五百精骑大破窦建德十万大军，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一战而定中原。那时军中将士皆称朕为"天策上将"，父亲赐朕天策上将府，许朕开府置官属。朕在秦王府中招揽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日夜谋划天下大事。

然而功高震主，兄长建成忌惮朕之威望，与弟元吉联手排挤于朕。他们常在父亲面前进谗言，离间朕与父亲之情。武德九年（626年），突厥犯边，建成建议由元吉代朕出征，并欲借机削夺朕之兵权，更密谋在饯行宴上杀害朕。朕得知后，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心腹商议，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朕在玄武门设伏，射杀建成、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父亲立朕为皇太子，两个月后禅位于朕，改元贞观。

玄武门之事，朕至今思之，心中仍有隐痛。骨肉相残，非朕所愿，然当时情势所迫，不得不为。建成、元吉若在，恐大唐难有后来之盛世。此事为朕一生最大污点，后世史家多有诟病，朕亦不讳言。然治国平天下，有时不得不行非常之事，此中苦楚，非亲历者不能体会。

即位之初，朕常怀戒惧之心。每思及隋炀帝之败亡，便惕厉自省。朕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故虚心纳谏，任用贤能。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二人同心辅政，人称"房谋杜断"；魏徵耿直敢言，常当面指出朕之过失，虽有时令朕不悦，然终知其忠心；又有王珪、戴胄、马周等贤臣各尽其才，共襄盛举。

朕治国之道，首重民生。均田制、租庸调制使百姓有田可耕，赋税有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具；设立义仓，备荒救灾。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此情此景，令朕欣慰。

在吏治方面，朕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完善科举制度，使寒门士子有晋身之阶；命房玄龄等修订《贞观律》，宽简刑政；建立谏议制度，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朕常对群臣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去世时，朕痛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对外关系上，朕采取"怀柔远人"之策。贞观四年，李靖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大患。朕未杀颉利，反而授官赐第，突厥各部尊朕为"天可汗"。此后，西域诸国、吐蕃、高昌、吐谷浑等相继归附或通好。朕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促进了唐蕃友好。高句丽、百济、新罗亦遣使朝贡。贞观年间，大唐声威远播，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长安城中外商贾云集，胡汉交融，蔚为壮观。

文教方面，朕尊崇儒学，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统一经学解释；设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重视史学，命修《晋书》《梁书》《陈书》等前朝史书；推崇佛教，玄奘西行取经归来，朕亲自接见，支持其译经事业；亦尊重道教，认老子为祖先。各种思想在贞观年间得以自由发展，文化空前繁荣。

贞观十七年（643年），朕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于凌烟阁，以表彰他们的功绩。看着这些与朕共创盛世的股肱之臣，朕不禁感慨万千。若无这些贤才辅佐，贞观之治何由得成？

然而，朕晚年亦有失当之处。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朕悲痛不已，亲自撰写碑文，此后性情渐有改变。魏徵去世后，朕渐少纳谏，甚至一度推倒魏徵墓碑。征高句丽之役劳师远征，虽有所获，却未能彻底平定，徒耗国力。太子承乾谋反被废，改立晋王治（即后来的高宗）为太子，此事令朕心力交瘁。

最令朕痛心者，莫过于服用丹药以求长生。早年朕曾嘲笑秦皇汉武求仙之愚，不想晚年自己亦蹈其覆辙。因风疾缠身，痛苦难忍，朕开始服用方士所炼丹药，终致病情加重。临终前，朕召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托付后事，命太子李治于柩前即位，谆谆告诫要善治国家。

回顾朕这一生，十六岁从军，十八岁助父起兵，二十八岁登基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朕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大唐国力强盛，四夷宾服，文化昌明，为后世所称颂。然朕亦有过失：玄武门之变骨肉相残，晚年拒谏征伐，求仙问药。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评说。

朕常思创业之艰，守成之难。天下大治非一日之功，需君臣同心，持之以恒。为君者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以民为本，轻徭薄赋；当任贤使能，远小人；当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些道理，看似简单，行之实难。朕虽努力践行，仍有不足之处。

今朕将不久于人世，回顾一生，无憾于开创盛世，有愧于骨肉相残。望后世帝王以朕为鉴，取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治国如驾车，既不可懈怠松弛，亦不可操之过急。宽猛相济，张弛有度，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朕死后，谥号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朕令将平生所爱之书、王羲之墨迹等陪葬，又命工匠刻六匹战马浮雕于陵前，是为"昭陵六骏"，它们曾随朕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朕之陵墓不封不树，不劳民力，此亦朕体恤百姓之心。

人生七十古来稀，朕五十有二而终，虽不算长寿，然一生波澜壮阔，功业彪炳，已无遗憾。唯愿大唐江山永固，子孙贤明，百姓安康。后世若记朕，但记"贞观之治"四字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