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

高拱自述：跌宕宦海五十载，经世济民一片心

吾，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氏。生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逝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回首此生，五十余载宦海浮沉，两度入阁，一夕罢相，从边陲小吏到内阁首辅，从权力之巅到林下闲人，其间风雨如晦，波澜壮阔，实非笔墨所能尽述。今垂垂老矣，卧于新郑故里之“南园”，追忆往昔，历历在目，遂秉烛疾书，自述平生，以告后人。

一、少年壮志，科场砥砺

吾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高旺，官至光禄寺丞；父亲高尚贤，曾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家学渊源，自幼便承庭训，诵读儒家经典。吾天资尚可，且嗜学如命，六岁入私塾，十岁能属文，十五岁便中秀才，一时有“神童”之誉。然，吾深知“玉不琢，不成器”，并未因此自满，反而更加刻苦攻读。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吾十六岁，赴河南乡试，一举中举。此乃人生之第一次重要转折，家人欣喜，乡里称贺。然，吾深知乡试只是起点，通往帝都、实现经世抱负的道路，尚需通过会试与殿试这两道难关。此后数载，吾闭户读书，潜心钻研经史子集，尤重《论语》《孟子》及历代史鉴，务求通其义、明其理，而非死记硬背。吾以为，为学之道，在于经世致用，若不能将书中所学付诸实践，匡时济世，则读书何用？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吾二十九岁，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前两次皆名落孙山，虽有失落，却未挫吾之志。此次会试，吾文思泉涌，下笔千言，所撰策论，直指时弊，论及边防、吏治、民生，皆有独到见解。放榜之日，吾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随即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

翰林院乃储相之地，群英荟萃。吾在此间，与张居正、李春芳、殷士儋等人同窗，或切磋学问，或纵论天下大事。吾与张居正，初时意气相投，皆有匡扶社稷、革除弊政之志，常彻夜长谈，引为知己。然，彼时谁能料及，数十年后，吾二人竟会因权力之争而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世事之难料，莫过于此。

在翰林院的数年间，吾潜心学习典章制度，研究历代治乱兴衰之理，为日后入阁辅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吾深知，身处翰林院，虽看似清闲，实则是观察朝政、积累人脉的绝佳时机。吾谨言慎行，恪尽职守，同时广交贤才，留意时政，静待时机。

二、潜龙在渊，藩邸讲官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戌之变”爆发，蒙古俺答汗率军南下，直逼京师，朝野震动。此事让吾深刻认识到明朝边防的积弱与朝政的腐败，更坚定了吾改革弊政、振兴国家的决心。然，此时的吾，位卑言轻，虽有满腔抱负，却无从施展。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吾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机遇——被任命为裕王朱载坖的讲官。裕王乃嘉靖帝第三子，因长子、次子早逝，实为皇储之不二人选，只是嘉靖帝沉迷修道，迟迟未立太子。能成为裕王讲官，意味着吾已进入未来储君的视野，这对于吾的仕途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裕王府的九年，是吾人生中最为平静，却也最为关键的九年。吾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不仅要向裕王传授儒家经典知识，更要培养其治国理政的能力与品德。吾为裕王讲解经史，剖析历代帝王的治国得失，同时结合时政，向其阐述自己对边防、吏治、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吾言辞恳切，条理清晰，裕王对吾十分敬重，常言听计从。

在裕王府期间，吾不仅与裕王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员，如陈以勤、殷士儋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吾入阁辅政后的重要助手。同时，吾也深刻体会到了宫廷斗争的险恶。当时，严嵩父子专权，朝中官员大多依附于严党，而裕王因未被正式立为太子，时常受到严嵩父子的排挤与打压。吾作为裕王讲官，自然也被视为严党的眼中钉。但吾始终坚守原则，不与严党同流合污，暗中保护裕王，为其出谋划策，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嘉靖帝驾崩，裕王朱载坖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即位后，立即重用昔日藩邸旧臣，吾作为穆宗最为信任的讲官之一，迎来了仕途的春天。

三、初入内阁，崭露头角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吾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此时的内阁，首辅为徐阶，次辅为李春芳，另有张居正等阁臣。徐阶乃三朝元老，在嘉靖末年扳倒严嵩，颇有威望。初入内阁，吾深知自己资历尚浅，遂采取低调行事的策略，凡事多向徐阶请教，与其他阁臣和睦相处。

然，吾与徐阶在治国理念上存在诸多分歧。徐阶为人谨慎，主张以静制动，维持现状；而吾则认为，明朝历经嘉靖朝数十年的混乱，积弊已深，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将陷入更深的危机。因此，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吾时常与徐阶发生争执。

在边防问题上，吾主张加强北方边防，整顿军纪，选拔有才能的将领，同时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安抚蒙古部落，以稳定边疆。而徐阶则更倾向于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认为不宜轻易挑起战事。在吏治问题上，吾主张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整顿官场风气，提拔有才能的官员；而徐阶则认为应“宽以待人”，不宜过于严苛。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投奔明朝。此事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将把汉那吉送回蒙古，以避免引发战争；有人则主张将其扣押，作为与俺答汗谈判的筹码。吾力排众议，主张善待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与俺答汗进行和谈，实现“封贡互市”。吾认为，此举不仅可以化解北方边疆的危机，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减轻百姓的负担。

在吾的极力劝说下，穆宗最终采纳了吾的建议。随后，吾派使者与俺答汗进行谈判，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隆庆和议”。俺答汗接受明朝的册封，成为“顺义王”，双方开放边境贸易，实现了和平共处。“隆庆和议”的达成，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长达二百余年的战争状态，北方边疆出现了“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的和平景象。此乃吾入阁以来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也让吾在朝中的威望大大提升。

四、荣登首辅，锐意改革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徐阶因年迈多病，加之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穆宗产生分歧，遂主动请求致仕。徐阶致仕后，李春芳升任首辅，吾则升任次辅。李春芳为人温和，缺乏主见，难以担当首辅之重任。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李春芳致仕，吾终于荣登首辅之位，成为明朝内阁的最高领导者。

登上首辅之位后，吾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吾深知，明朝此时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边防松弛、吏治腐败、财政匮乏、民生凋敝。若不及时改革，明朝的统治将岌岌可危。因此，吾上任后，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一）整顿吏治

吏治腐败是明朝积弊的核心所在。吾认为，要整顿吏治，首先必须严格考核官员。为此，吾推行了“考成法”，加强对各级官员的考核。“考成法”规定，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向朝廷汇报工作，朝廷根据官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级，优秀者予以提拔重用，不称职者则予以降职或罢免。同时，吾还加强了对监察官员的管理，要求监察官员必须秉公执法，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为了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吾打破了以往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主张“破格提拔”，只要是有才能、有品德的官员，无论其资历深浅，都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吾还大力整顿官场风气，严禁官员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对于违反规定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在吾的严厉整顿下，明朝的吏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二）加强边防

虽然“隆庆和议”已经达成，但吾深知，边防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因此，吾上任后，继续加强北方边防的建设。吾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如戚继光、李成梁等，委以重任，让他们负责整顿军纪，训练军队。同时，吾还下令加固长城，修缮边防工事，提高边防的防御能力。

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吾也十分重视东南沿海的海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时常受到倭寇的侵扰，百姓深受其害。吾任命戚继光为浙江总兵官，负责抗击倭寇。戚继光不负众望，率领“戚家军”多次击败倭寇，终于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患。

（三）改革财政

明朝的财政状况一直十分拮据，到了隆庆年间，更是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整顿赋税制度。吾下令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防止地主豪强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赋税。同时，吾还改革了赋税的征收方式，简化了征收手续，提高了征收效率。

2. 节约开支。吾下令削减宫廷的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吾还严格控制官员的俸禄和福利待遇，防止官员贪污受贿。

3. 发展经济。吾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吾还积极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放宽对工商业的限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通过以上措施，明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四）改善民生

吾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因此，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吾始终把改善民生放在重要的位置。吾下令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吾还积极开展救灾工作，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吾都及时下令调拨粮食和物资，赈济灾民，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此外，吾还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吾下令修缮各地的学校，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吾认为，只有提高了百姓的文化素质，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权力倾轧，一夕罢相

吾的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触动了许多权贵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其中，最为主要的反对者便是内阁次辅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

张居正与吾本是同窗好友，初入内阁时，也曾并肩作战，共同推动改革。然，随着吾的权力日益增大，张居正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他不甘心屈居吾之下，一心想要取而代之。而冯保则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太监，他与张居正勾结在一起，企图通过控制皇帝来掌握朝政大权。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改元万历。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无法亲政，由李太后垂帘听政。冯保利用自己是神宗“大伴”的身份，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则通过冯保，向李太后进谗言，诋毁吾。

他们诬陷吾“专权擅政”“蔑视幼主”，请求李太后将吾罢官。李太后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六月，突然下令将吾罢官，遣返原籍。吾接到圣旨后，如遭雷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明朝鞠躬尽瘁，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吾深知，此时的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得收拾行囊，黯然离开京城，返回新郑故里。

六、林下闲居，著书立说

回到新郑故里后，吾心情郁闷，一度大病不起。但吾并未因此消沉下去，而是很快调整了心态。吾认为，虽然自己离开了官场，但依然可以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此后的数年，吾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吾回顾自己数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与教训，先后撰写了《高文襄公集》《春秋正旨》《问辨录》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吾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经济思想、军事战略以及哲学观点，希望能够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一些借鉴。

在林下闲居的日子里，吾也时常关注着朝廷的动向。当吾得知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其实大多是沿用了吾当年的改革思路时，心中既有欣慰，也有无奈。欣慰的是，自己的改革主张最终得到了推行，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无奈的是，这些改革成果却被张居正据为己有，而自己却只能在乡下默默观望。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吾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吾去世后，朝廷并未给予任何表彰，直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在一些大臣的极力劝说下，神宗才下令为吾平反昭雪，恢复了吾的官爵，并追赠吾为太师，谥号“文襄”。

七、回首平生，感慨万千

回首自己的一生，从少年壮志到科场砥砺，从藩邸讲官到内阁首辅，从锐意改革到一夕罢相，再到林下闲居、著书立说，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吾虽未能实现自己的全部理想抱负，未能彻底改变明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吾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为百姓尽心尽力，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与退缩。

吾深知，自己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整顿吏治时，手段过于严厉，得罪了许多官员；在处理与张居正、冯保的关系时，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最终遭到了他们的陷害。但吾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吾深知，改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只有敢于担当、勇于牺牲，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吾一生致力于经世济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明朝重新走向繁荣与富强。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吾相信，自己的改革主张与实践，一定会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吾只愿后人能够以史为鉴，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百姓的幸福安康。

吾已老矣，行将就木。今日写下这篇自述，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期许。愿吾之经历，能为后人提供一些借鉴；愿吾之精神，能激励后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