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院长》

2012年6月18日，孤儿院来了一位新院长。就连之前的大人都换了新面孔。

新来的院长姓聂，女的，短发，发根雪白，发梢却漆黑，像一截被火燎过的蜡烛。

孤儿院有三个楼，一栋是食堂和大人工作的地方，一栋是男生宿舍，三栋是女生宿舍。楼梯是水泥的，每一级都凹下去一条弧形，像被无数脚踵凿出的河床。

宿舍尽头有一间“隔离室”，专给新来的孩子住。四壁贴着旧报纸，黄得像烟熏过的肺。

天花板上有一盏钨丝灯，灯绳垂下来，末端绑着一只红色塑料环，像一滴凝固的血。夜里灯一关，报纸上的字就浮出来，密密麻麻，像无数张嘴。

第二天，聂院长给我发了一套衣服：蓝底白条的运动服，裤腰用松紧带抽得很紧，裤脚却长，得卷三圈。衣服胸口印着名字。

洗澡在公共澡堂，十五个莲蓬头，十个不出水。水烫，蒸汽浓，像煮肉。洗到一半，有人突然关掉总闸，黑暗砸下来。紧接着是笑声、拍手声，还有塑料拖鞋踩在水洼里的噼啪。我抱着膝盖蹲在角落，感觉有手指戳我后背，像试探一块生肉是否煮熟。

灯重新亮起时，我的灰兔玩偶被挂在高处水管上，湿漉漉地滴水，耳朵被撕成两半。没有人承认是谁干的。聂院长说：“集体生活，要学会分享。”她让我把兔子扔进垃圾桶。夜里我偷偷捡回来，用针线缝耳朵，针脚扭曲，像蜈蚣。

孤儿院的孩子发明了一套自己的语法：

1. 新来的人必须“破冰”。（冬天被按进洗衣池；夏天被扒光推入喷泉。）

2. 每周“进贡”。（把配给里的肉片或水果交给三年级的“老大”邱迟。）

3. 禁止告状。（一旦被告状者知道是谁，当晚就会被“封口”。封口的方式包括：用胶带缠嘴、往嘴里塞袜子、或把牙刷柄抵在喉咙口旋转。）

我“破冰”那天，邱迟十岁，比我矮半个头，却像一枚生锈的钉子。他把我带到后院的水井旁，井口盖着一块水泥板。他说：“躺上去。”我躺了。

四个孩子按住我四肢，邱迟把一只癞蛤蟆放在我胸口，让它慢慢爬。癞蛤蟆的背部长满脓包，爬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道黏液，像蜗牛的银线，却比银线腥臭。

邱迟说：“数到一百，不许哭。”我数到三十七，眼泪还是掉下来。他们便把我的脸按向井口，让我看井底的黑水。黑水里浮着一只死老鼠，肚皮朝上，像一块发霉的面包。邱迟说：“下次再哭，就让你和它做伴。”

就这样我熬了十年，我也试图告诉聂院长。那时她正用一把小剪刀给另一个孩子剪虱子，头也不抬：“怎么不先反省自己？”

当天晚上，邱迟带人把我拖进洗衣房。

洗衣机是淘汰的工业滚筒，锈迹斑斑。他们把我塞进去，关上门，却不开电源。黑暗、铁锈味、还有残留的漂白水气味，像一张湿布捂住口鼻。

我在里面吐了。吐出来的东西顺着滚筒壁滑下去，发出“嗤啦”一声。邱迟在外面笑，声音像钝锯子来回拉。

二十分钟后，他们打开门，把我拖出来，用拖把柄打我小腿。打完后，邱迟蹲下来，用极轻的声音说：“你家里人早就不要你了，就连那个陈老头也死了，没人接你电话。你知道吗，你就是个怪物，怪不得你家里人不要你了。”

那一瞬，我听见自己体内有什么东西“咔”地裂开了，像冬天湖面冰层的第一道缝，也想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孤儿院的西南角曾是个马厩，后来马卖了，只剩半截土墙和几根烂木桩。木桩上常有麻雀停驻，拉下一排排白屎。再往外，是一片被围起来的荒地，长满了苍耳和狗尾草。荒地尽头有一棵枯死的老海棠树，树皮剥落，露出里面金黄的芯，像一具被剖开的身体。

我第一次独自去那里，是在被塞洗衣机后的第三天。我带了一根粉笔，在海棠树背面画星星：先画北斗，再画猎户。画完，我把粉笔头埋进树根旁，像埋一颗牙。夜里，邱迟带人搜我的床铺，想找我“告状”的证据。他们没找到，因为我把粉笔盒藏进了灰兔玩偶的肚子——那里被我撕开又缝上，线脚比之前更丑。

孤儿院的“老大”不止一个。除了邱迟，还有五年级的女生林栗。她有一只眼睛是玻璃义眼，在阳光下呈琥珀色，像凝固的蜂蜜。她不说话，只靠手势和眼神统治女生宿舍。传说她能用一根发卡撬开所有锁。

林栗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食堂。那天配给是鸡腿，每人一只。邱迟的跟班抢走了我的，我端着空盘子站在原地，像一根忘记拔掉的牙签。

林栗走过来，把自己的鸡腿放在我盘子里，然后抬手，用食指轻轻碰了碰我手腕内侧——那里有一道前两天被掐出的淤青。她的指尖冰凉，像一块锡。

晚上，我发现床垫下多了一枚徽章：铁质，图案是一只白色的兔子。我把它别在了灰兔玩偶的耳朵上。

四月，孤儿院的海棠开花，很粉，很好看。

而邱迟的霸凌也随之升级了：他把洗衣粉倒进我的水杯，逼我喝下去。我吐得满床都是，他站在旁边拍大腿，说：“还真是个怪物，你吐的泡泡比金鱼还多。”

夜里，我用林栗给的徽章撬开了医务室的锁，偷出一瓶碘伏和一盒创可贴。碘伏的味道刺鼻，像被晒烫的柏油。我把碘伏倒进邱迟的球鞋——那双鞋是他唯一的“体面”，每周都会用白粉笔涂鞋边。第二天早操，邱迟的脚被染成棕红色，像穿了双锈铁鞋。他跳着脚骂，却没人承认。我站在队伍最后一排，第一次尝到“报复”的甜味，比食堂偶尔发到的麦芽糖还黏牙。

五月初，院里来了个实习老师，姓顾，大学刚毕业，笑起来有两个梨涡。她带来一盒彩色蜡笔，让我们画“理想的家”。我画了一棵海棠树，树上挂满灰兔玩偶；树下站着陈院长，他的脸被我画成一只暖水袋。顾老师蹲在我旁边，轻声说：“海棠树画得真大，像要冲破纸。”

邱迟画了一把刀，刀尖滴着红墨水。顾老师把那张画没收了。当天夜里，邱迟带人把顾老师的自行车轮胎扎破。第二天，顾老师在黑板写下：“暴力不是权力，是恐惧的外衣。”她用粉笔把“恐惧”两个字描粗，粉笔屑纷纷扬扬，像一场微型雪崩。

六月，孤儿院的锅炉爆炸（后来查明是线路老化）。那天我们正在午睡，巨响把玻璃震出裂纹。黑烟从后院升起，像一条扭动的蟒蛇。所有孩子被疏散到操场，有人尖叫，有人哭。我看见邱迟站在人群最后，脸上沾着灰，像一张被揉皱的草稿纸。

混乱中，林栗拉住我，把灰兔玩偶塞进我怀里——它不知何时落进了她的手里。她用手比划：“跑。”我跑向海棠树，发现树被炸断半截，焦黑的树干裂成两半，像被劈开的骨头。我埋下粉笔的地方，露出一个小小的洞，洞里躺着那枚徽章，被高温烤得发黑。

事故后，孤儿院关闭整修。孩子们被分流到其他机构。聂院长在告别会上，给每人发了一个塑料手提袋，袋上印着“暮霖”二字。轮到我时，她犹豫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灰兔玩偶的耳朵——那是第一次被撕掉后，她没扔进垃圾桶的部分。她把耳朵放进我的袋子，说：“缝得真丑。”

顾老师送我上车。她把一盒彩色蜡笔塞给我，说：“下次画陈院长时，给他画张嘴吧，他一定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车子启动时，我透过车窗看见邱迟。他站在铁门旁，手里攥着那只被染红的球鞋。我们的目光撞了一下，又迅速分开——像两块烧红的炭，在空气中短暂地相触，随即各自熄灭。

我后来被一对年长夫妇领养。新家后院也有一棵海棠树，后来，我改了姓，名为沭海棠。

从那以后，养父母就很用心的在培养我，我也一直在努力不辜负他们的良苦用心，同时，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情。

十七岁那年，我回到“暮霖孤儿院”旧址。那里已变成商业广场，喷泉中央立着一棵海棠树，撑开的树枝像一把巨大的伞。我在树下坐了很久，直到保安来赶人。

离开前，我在广场边缘的绿化带里，用捡到的粉笔头，在水泥路面上画了一颗星。星很小，很快就被来往的鞋底踩花。但我知道，它存在过——像那年锅炉爆炸后，灰烬里唯一没熄灭的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