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渝城到成都的路，景昊走了整整三个月。
他一路打零工，给人挑货，帮人赶车，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脚上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直到看到成都城墙上“军校招生”的告示，才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报名那天，他站在队伍里，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褂，手里攥着仅有的几块钱，被周围穿着体面的青年们打量。招生的军官看他瘦小，皱着眉问：“多大了？家里是干什么的？”
“十五，”景昊抬起头，眼神亮得惊人，“没家了，想当兵，打鬼子。”
军官愣了一下，大概是被他眼里的狠劲打动，挥了挥手：“进去吧，过了体检再说。”
军校的日子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操练，负重跑、匍匐前进、射击训练，景昊的体力跟不上，常常落在最后，被教官罚去站军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夜里躺在大通铺，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他却睡不着，摸出脖子上的玉佩，借着月光看那“安”字——是陆家人给的，也是支撑他走下去的念想。
他知道自己笨，就比别人更拼命。别人练一遍，他练十遍；别人睡了，他偷偷去操场加练；射击总是脱靶，就对着靶子练瞄准，练到手臂发麻。同宿舍的人笑他傻，他也不恼，只是闷头练。
半年后，第一次考核，他的射击成绩拿了第一，匍匐前进更是比所有人都快。教官拍着他的肩膀说：“是块当兵的料，就是太拼命了。”
景昊只是笑了笑。他不拼命不行——他要活着，要变强，要去临浦找陆天逸夫妇，要让那些欺负过他的人，再也不敢小瞧他。
在军校的五年，他像被烈火淬炼的钢，褪去了少年的青涩，长成了挺拔的青年。眉眼间的清俊还在，却多了股杀伐之气，眼神沉得像深潭，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摩挲玉佩的手指才会泄露出一丝柔软。
他学会了开枪、格斗、侦查，甚至学了日语，说起来流利得像本地人。教官说他是“天生的军人”，既有狠劲，又有脑子，尤其擅长声东击西的战术，总能在绝境里找到生路。
民国二十五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景昊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前线，他从一个普通士兵，靠着战功一路升到连长，手上沾了血，也见了太多生死。
有次战斗中，他带着一个班的士兵掩护大部队撤退，被日军围困在一个山坳里。弹尽粮绝时，他想起在渝城帮陆天逸拖延保安队的法子，让士兵们故意制造动静，假装要从东边突围，自己却带着两个人从西边的悬崖爬了下去，绕到日军背后，炸毁了他们的弹药库。
那场仗打完，他成了团里的英雄，被破格提拔为营长。庆功宴上，战友们灌他酒，问他：“景昊，你这么拼，到底图啥？”
景昊握着酒杯，望着前线的方向，那里炮火连天，像极了当年渝城沦陷的夜晚。他想起书画铺的墨香，想起江丽萍的桂花糕，想起陆天逸教他画画时说的“从容”，喉结动了动：“图他们……能安稳活下去。”
他不知道陆天逸夫妇在临浦好不好，陆彦章有没有为难他们，陆承业是不是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少年。这些念头像野草，总在夜深时疯长，却又被他死死按下去——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鬼子还没打跑，他还不能回去。
直到民国三十年，他接到一封加密电报，是上级发来的：“即刻前往临浦，执行暗杀任务，目标——日军驻临浦司令归田鹤一，策反城防司令刘镇邦，配合大部队解放临浦。”
临浦。
这两个字像惊雷，在他耳边炸响。五年了，他终于要回去了。
出发前，他把那枚玉佩用红绳重新系好，贴身戴上，又从包袱里翻出那件陆天逸给他改的短褂，虽然已经穿不上了，却一直带在身边。
“等解放了临浦，就去找他们。”他对着短褂，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远方的人承诺。
收拾好行装，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敬了个军礼。镜中的青年穿着军装，肩扛少校军衔，眼神锐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渝城街头讨水喝的少年。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骨子里的那个景昊，还停留在书画铺的院子里，停留在江丽萍给他掖被角的那个夜晚，停留在陆天逸说“这里就是你的家”的那一刻。
“出发。”他转身，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
队伍向着临浦的方向前进，车轮滚滚，像在追赶流失的时光。景昊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里既期待又惶恐——他不知道，临浦城里等待他的，除了刀光剑影的任务，还有一场迟来了二十年的，血脉相连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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