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书房里，烛火跳了跳，映得《唐律疏议》上的朱批忽明忽暗。他在“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合谋”那条旁，画了个圈。
“你看，”他指着圈痕对司马光说，“唐律里，谋杀需‘二人以上合谋’，阿云一人行事，算不得谋杀。”
司马光冷笑一声，拿出《宋刑统》的注疏：“我朝早已改了，单人行凶也算谋杀。介甫这是断章取义。”他翻到“因犯杀伤而自首”条，“这里说的‘得免所因之罪’，是指比如盗物时伤人，自首后可免盗罪，但伤人仍要论。阿云的‘所因’就是谋杀，怎么免？”
“她的‘所因’是被逼婚。”王安石的声音陡然提高，烛火跟着晃了晃，“若不是韦阿大强娶有丧之女，何来这场血案？逼婚才是‘所因’！”
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尊对峙的石像。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已经三更了。
司马光忽然叹了口气：“介甫，你这是把经义往律法里套。可判案当以律为准，不是以理为准。”
“律源于理，理合于天。”王安石站起身，烛光照亮他眼底的红血丝，“若律法不近人情，那便是恶法。阿云一个弱女子，被逼迫到杀人，难道不该网开一面？”
争论传到内宫时，赵曙正在看司马光的奏章。上面说“若开此例，恐启凶人侥幸之心”，字里行间透着斩钉截铁。皇帝放下奏章，又拿起王安石的札子，里面引了《尚书》“罪疑惟轻”的话，墨迹淋漓，仿佛能看出书写时的激动。
“让两制台再议。”皇帝揉了揉太阳穴，“明日早朝，把许遵也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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