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春夜的横滨公寓里，煤油灯的光晕在木质地板上投下晃动的影子。我抱着刚整理好的南洋会党联络名册，轻手轻脚地走过走廊，却在孙中山先生的房门口停住了脚步。
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夹杂着一声极轻的叹息。我本不该停留，却鬼使神差地放慢了脚步。这些日子筹备潮州黄冈起义，先生几乎是以公寓为家，白天见缝插针地与各地同志谈话，深夜还要批阅堆积如山的信函，眼下的乌青一天比一天重。
“进来吧，林薇。”先生的声音突然响起，我吓了一跳，推门进去时，正看见他把一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抽屉。
书桌上摊着几张信纸，墨迹还未干透。先生抬手揉了揉眉心，指节因为连日握笔泛着红：“名册整理完了？”我把册子递过去，目光却忍不住瞟向那半开的抽屉——里面除了一叠文件，还露出一角米白色的信封，上面没有收信人地址，只在右上角写着一行小字：“寄女瑗”。
孙先生顺着我的视线看去，非但没有避讳，反而从抽屉里取出那封信：“这是写给我女儿孙娫的，她今年该有十岁了。”信纸边缘已经有些发皱，显然被反复摩挲过。我这才想起，先生的家人都在檀香山，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便再没回过家。
“上次收到家书，说她在学堂里得了奖状，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教她写毛笔字。”先生的指尖轻轻点着信纸，声音放得极柔，“可我连一封像样的回信都没寄出去。”我凑近看了看，信上的字迹与他平日里批阅文件的苍劲不同，笔画有些犹豫，像是斟酌了许久，却只写了短短三行：“见字如面，父在外安好，勿念。功课当勤勉，待他日国事稍定，便归。”
“‘他日’是哪一日呢？”先生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几分自嘲，“我自己也不知道。”煤油灯的光落在他鬓角的白发上，我这才发现，不过四十出头的人，竟已有了这样深的风霜。课本里说孙中山先生“毕生为革命奔走”，可那些铅字从未告诉我，奔走背后还有这样沉甸甸的牵挂。
我想起穿越前在博物馆见过的孙娫照片，那个梳着双马尾的女孩，到死都没等到父亲“国事稍定”的那一天。喉咙突然发紧，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发现所有历史知识在这样的时刻都显得苍白。
“先生，”我伸手拿起桌上的空白信纸，“不如我帮您誊抄一遍吧？您说，我来写。”先生愣了愣，随即点了点头。当我的笔尖落在纸上时，他开始慢慢讲述：“告诉她横滨的樱花快开了，比檀香山的凤凰花好看；告诉她父亲认识了很多想让中国变好的人，虽然辛苦，但心里是亮堂的；告诉她……”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告诉她不必等我，好好读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信写完时，天已微亮。我把誊抄好的信折成整齐的方块，先生却没有立刻收起，只是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等起义成功了，就寄出去。”我知道潮州黄冈起义最终会失败，知道他还要继续流亡，可此刻看着他眼里的光，什么也说不出口。
临出门时，先生忽然叫住我：“林薇，你说未来的中国，孩子们会不会不用再等父亲回家？”我望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用力点头：“会的，先生。到那时候，每个父亲都能安心陪孩子长大。”
那天之后，我总能在深夜看到先生书桌前的灯亮到更晚。而那封未寄出的家书，始终静静躺在抽屉里，像一个藏在革命烽火里的温柔秘密，提醒着我这位伟人肩上，除了家国天下，还有寻常父亲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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