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雨从凌晨就没停过。豆大的雨点砸在两广总督署后墙的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混着巷子里的泥泞,在墙角积成一滩滩浑浊的水洼。我缩在临时据点的阁楼里,手里攥着刚抄好的伤员名单,指尖被粗糙的草纸磨得发红,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楼下传来断断续续的脚步声,黄兴带着几个穿短打的年轻人匆匆上楼,他们藏在门后的大刀和炸药包,在昏暗的油灯下泛着冷光。“林小姐,这些名单收好了,待会儿起义一打响,你就在这儿等着,别乱跑。”黄兴的声音带着沙哑,他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赶路的尘土,说话时气息都有些不稳。我点点头,看着他转身时被雨水浸透的衣摆,突然想起历史课本里那句“黄花岗起义于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爆发”,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
晌午时分,雨势渐小,巷子里却莫名安静得可怕。平时这个时辰该有挑着担子卖云吞的小贩经过,今天连狗吠声都听不到。我趴在阁楼的小窗上往下看,看见几个穿长衫的人鬼鬼祟祟地在街角徘徊,袖口露出半截清廷的兵勇制服——他们是密探,历史里写过的,起义的消息早就泄露了。我抓起名单往楼下跑,想把消息告诉黄兴,却被守在楼梯口的少年拦住:“林小姐,黄先生说谁都不能出去。”
“他们知道了!清廷的人已经在巷口了!”我急得声音发颤,少年却只是摇头,手里的短枪握得更紧了些。他顶多十六七岁,脸上还有没褪尽的稚气,胸前别着的白布三角巾,是起义军的标志。我突然想起历史书上那个数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鼻子一酸,转身跑回阁楼,把名单塞进墙缝里,又用砖块堵好。如果我活不下来,这些名字至少要留下。
下午五点半,一声震耳的爆炸声突然划破寂静。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呐喊声和瓷器碎裂的脆响,像一锅被打翻的沸水,瞬间沸腾了整座城。我捂住耳朵缩在墙角,阁楼的木板在枪声中簌簌发抖,灰尘从房梁上落下来,迷得人睁不开眼。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人撞开阁楼的门,是浑身是血的起义军士兵:“林小姐,快跟我走!据点被包围了!”
我被他拉着在巷子里狂奔,雨水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路过一家被打烂的药铺时,我看见几个伤员靠在墙角呻吟,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正是昨天帮我搬箱子的小伙计。他看见我,挣扎着要把怀里的传单递给我:“林小姐,把这些……带给孙先生……”话没说完,就倒在了雨里。
不知跑了多久,我被推进一间破败的祠堂,里面挤满了幸存的起义者。昏暗中,我看到黄兴靠在神龛旁,右手缠着染血的布条,指缝里还在不断渗血。他看见我,虚弱地笑了笑:“名单……还在吗?”我点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混着雨水砸在衣襟上。
深夜,雨还在下。我蹲在祠堂的角落里,借着微弱的油灯整理从各处收集来的消息。名字一个个被划掉,墨迹在纸上晕开,像一朵朵黑色的花。这时有人递来一块温热的毛巾,我抬头看见孙中山站在面前,他的长衫湿透了,眼里布满血丝,却还是挺直着脊背。“哭完了,就记住他们为何而死。”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穿透风雨的力量,“革命路上,总会有人倒下,但路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接过毛巾擦了擦脸,看着纸上那些逐渐模糊的名字,突然明白:历史课本上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这样的雨天,和无数个为了“未来”而倒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