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丁程鑫的药箱底层发现那张领养证的。
泛黄的纸张边缘卷曲,照片上的沈冰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梳着两个羊角辫,站在民政局门口的槐树下,手里攥着半块水果糖。证件右下角的日期被水渍晕开,隐约能看出是十年前的秋天——比她被正式领进沈家的日子,早了整整三个月。
“这是什么?”我举着领养证冲进书房时,马嘉祺正在核对账单。他的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汁晕开个小小的黑点,像滴凝固的血。
“小孩子别乱翻东西。”他伸手去抢,袖口露出道浅浅的疤痕,是去年帮我修自行车时被链条划的。我突然想起上周整理旧物,在他的皮夹里见过张一模一样的碎花裙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念念”。
药箱的锁扣还挂着把铜钥匙,是我小时候挂在脖子上的那把。钥匙孔里卡着半片阿司匹林,是丁程鑫的常备药——他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次发作都要把自己关在书房,可只要我喊疼,他总能第一时间出现在门口。
“沈冰的生日是哪天?”我突然问。马嘉祺的手指猛地收紧,钢笔在账单上划出道歪斜的线。我盯着他的眼睛,想起每年沈冰生日,妈妈总会提前买好草莓蛋糕,却从不让她吹蜡烛,说“女孩子过了十二岁就不能再吹蜡烛了”。
锁扣突然“咔哒”一声弹开,滚出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装着半板过期的感冒药,瓶身上贴着张便利贴:“每日三次,饭后吃。”字迹是妈妈的,却在末尾画了个小小的狐狸——是沈冰的小名。
窗外的梧桐叶突然哗啦作响,我攥着领养证的手沁出冷汗。十年前的秋天,妈妈确实去了趟南方,回来时眼眶红肿,行李箱里多了件陌生的碎花裙。那时我还不懂,为什么她总对着裙子发呆,直到沈冰穿着同款裙子走进家门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