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的回响
凌晨三点,走廊尽头的声控灯突然亮了。林砚猛地从折叠床上坐起,消毒水的味道争先恐后地钻进鼻腔,混合着窗外飘来的潮湿雨气。
“23床家属,病人心率掉了。”护士的声音裹着白大褂的风冲进来时,林砚的拖鞋在水磨石地面上打滑。监护仪的蜂鸣声像一把钝锯,正反复拉扯着病房里凝滞的空气。他看见父亲胸腔的起伏越来越微弱,喉管里涌出的痰液泛着不祥的粉红色泡沫。
“让一让。”穿绿色手术服的医生撞开他,除颤仪的电极板在老人胸前炸开蓝白色的光。林砚退到墙角,看着父亲的身体猛地弹起,又重重摔回床垫。监护仪的尖啸突然中断时,窗外的暴雨恰好撞上玻璃,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护士递来盖着红章的死亡确认书时,林砚的手指在签名栏悬了很久。走廊里传来推车轱辘碾过地面的声响,他想起十年前那个同样下雨的早晨,父亲也是这样推着自行车跟在他身后,直到看见他走进考场才转身离开。那时父亲的背还没这么驼,笑声里总带着烟草的焦香。
太平间的冰柜发出嗡鸣,林砚盯着父亲渐渐覆上白霜的脸。最后一次认真看他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去年冬天,父亲蜷在沙发上咳嗽,他正忙着接客户的电话,连递杯热水的时间都没有。冰柜的抽屉缓缓合上时,他突然想起父亲总说的那句话:“人老了就像秋天的叶子,说落就落了。”
走出医院时天已经亮了,雨还没停。林砚站在公交站台的屋檐下,看着雨水顺着广告牌的边缘织成水幕。十年前的考场变成了现在的写字楼,父亲常去的菜市场改建成了购物中心,城市像被橡皮擦反复涂抹的画纸,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公司HR发来的信息,提醒他今天下午有个重要的项目评审会。林砚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突然蹲下身捂住了脸。雨落在他的后颈上,冰凉的触感像极了父亲临终前,他摸到的那只逐渐失去温度的手。
站台的长椅上积着水,林砚坐下时溅起细小的水花。对面早餐店的蒸笼冒出白汽,混着雨雾在半空散开。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总在清晨五点起床生煤炉,蓝灰色的烟从厨房窗户钻出来,裹着豆浆的甜香飘进他的房间。那时的冬天好像总比现在暖和,父亲的手掌也永远带着炭火的温度。
公交车进站时带起一阵水花,林砚站起身,却没有上车。他沿着人行道慢慢往前走,雨水打湿了衬衫,贴在背上凉得刺骨。经过小区门口的老槐树时,他停住脚步——去年秋天,父亲还拄着拐杖在这里捡过槐米,说要晒来泡茶喝,最后却全都发霉了,被他不耐烦地丢进了垃圾桶。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很久,林砚摸着墙壁往上走,在三楼的转角踢到个硬纸板箱。打开手机电筒照过去,里面是父亲攒了多年的旧报纸,还有他小学时得的奖状。最底下压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后,他看见一沓用红绳捆着的汇款单,收款人都是他的名字,汇款附言里写着“买资料”“添件衣服”“别省着”。
阳台上的绿萝蔫了大半,花盆里的土已经干透。林砚拿起洒水壶走向水龙头,看见池子里还泡着父亲没来得及洗的假牙。他拧开水龙头,水流撞击瓷盆的声响在空荡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阳光突然从云缝里钻出来,透过纱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父亲生前总爱坐在那里打盹的模样。
整理遗物时,林砚在衣柜最深处发现了个木匣子。里面没有存折,没有遗嘱,只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年轻的父亲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日期:1983年4月27日。那天父亲刚满二十岁,离成为他的父亲还有七年。
手机又响了,是项目经理的电话。林砚看着屏幕亮了又暗,最后按灭了屏幕。他走到窗边,雨已经停了,对面屋顶的积水正顺着瓦片往下滴,在地面砸出一圈圈涟漪。远处的天际线渐渐透出淡蓝色,林砚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腥甜,像极了父亲故乡的味道。
他从抽屉里翻出父亲的老花镜,戴上时世界突然变得模糊又陌生。楼下传来收废品的三轮车铃铛声,林砚推开窗户,看见卖早点的阿婆正收拾摊位。他想起父亲最后一次住院前,每天都会帮阿婆搬沉重的煤炉,回来时总要带回两个热乎乎的糖包。
衣柜上的电子钟显示下午两点,林砚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信纸。笔尖落在纸上时,他突然想起父亲总说自己没文化,却在他每次离家时,都要塞给他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的信。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林砚握着笔,却迟迟没有落下。他看着信纸被风吹起边角,恍惚间好像看见父亲正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着他写的信。阳光落在父亲的白发上,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就像很多年前那个没有下雨的午后,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