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北国的冬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十月刚过霜降，西伯利亚的寒风便卷着乌拉尔山脉的雪粒子，呼啸着扑向关东平原。那年我提着藤箱去省城读大学，柳条箱缝里还塞着母亲连夜烙的荞麦饼，油纸包在寒气里冻得硬邦邦的。父亲执意要送，说顺路去粮站结算工钱。其实我们都知道，粮站早在三年前就迁到了城东开发区，红砖仓库早改成了物流集散中心，而这座老火车站的月台，青苔斑驳的站牌上"昭和十三年立"的字迹尚存，是他唯一能光明正大目送我远行的理由。月台铁栏杆结着冰棱，像老人发黄的牙，在晨雾里泛着冷光。

他穿着那件藏青棉袍，袖口磨得发亮处泛着鱼肚白，却固执地不肯换。母亲说这是他成亲时穿的衣裳，靛青染料是外祖母用蓼蓝叶与石灰水反复浸染的，针脚是外祖母用顶针一针一线绗出来的，每寸布纹里都凝着三更天的煤油灯光。我望着他佝偻的脊背，忽然发现棉袍后背的补丁摞得比山峦更陡峭——蓝布补丁叠着灰布补丁，最外层是母亲用枕套改的碎花补丁，那是三十年寒暑在砖窑与工地间奔波的印记。第三颗盘扣处裂着蜈蚣状的缝线，露出里面发硬的棉絮，每道裂痕都藏着未结痂的往事：砖窑塌方时护住学徒的后背，洪水冲垮堤坝时扛沙袋的肩头，还有我七岁那年出水痘，他背着我连夜跋涉二十里求医，棉袍被荆棘划破时簌簌飘落的棉絮。

站台飘着细雪，碎盐似的雪粒在铁轨上跳着狐步舞。父亲在检票口前停下，皲裂的手掌在棉袍内侧口袋摸索良久，从贴身布袋掏出个蓝布包。剥开七层旧报纸——最外层是去年立春的《参考消息》，第三层是我初三作文竞赛的奖状——露出八个用麻绳捆扎的咸鸭蛋，蛋壳上还沾着灶台的草木灰，青灰色纹路间藏着母亲指纹的漩涡。"你娘腌了三个月"，他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像在吞咽某种哽在喉头的酸涩。飘雪落在他眉毛上，将那些因长期皱眉形成的竖纹填成银线。我忽然看见他右手小指缺了半截，暗红色疤痕像盘踞的老树根——那是十六岁在砖窑被传送带绞断的，齿轮啃噬骨肉的声响至今仍会在雷雨天发作。他总说这是"工钱"，却不肯告诉我，当时他攥着断指在雪地里爬了三里路，血迹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赤练，最后找到赤脚医生时，装断指的搪瓷缸里，血水已结成了冰碴。

火车启动的刹那，他忽然沿着铁轨奔跑。藏青棉袍下摆被风掀起，露出磨破的里衬，灰白棉絮与雪花纠缠着飘向远方。风掀起他灰白的鬓角，露出藏在发间的银丝，像月光漏进老屋漏雨的瓦缝。三号车厢的乘客都挤到窗边看这奇景：一个老会计在风雪里踉跄追赶钢铁巨兽，布鞋陷进枕木间的碎石，每步都踏碎几颗昨夜凝霜的煤渣。我望着他渐渐缩小的身影，忽然想起幼时学骑自行车，他也是这样张开双臂，在我身后筑起一道无形的墙，掌心永远离车座半寸，随时准备托住晃动的重心。如今那墙轰然倒塌，碎砖断瓦化作漫天飞雪，落满我尚未长成的肩头，雪水渗进羊毛围巾的缝隙，在锁骨处凝成冰凉的溪流。

老屋的阁楼还留着父亲当年的算盘。红木框架已沁成深褐色，枣木算珠被岁月磨得发亮，十五档九十一珠间藏着我童年偷玩的玻璃弹珠。每道沟壑都浸着油汗与茶渍：上三档的算珠带着龙井的涩，中五档凝着砖窑的灰，下七档沾着中药房的苦。我常在深夜听见算珠碰撞的声响，有时是雨打芭蕉的清脆，有时是惊堂木拍案的沉闷，更多时候像命运叩门的轻响——十年前粮站倒闭那夜，算珠在阁楼噼啪响到天明，清晨母亲在算盘梁上发现三缕断发，灰白的，打着焦虑的结。

父亲是镇上唯一的会计，却总在月底对账时失眠。煤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随着算珠的噼啪声忽大忽小，腊月里常能看见巨大黑影手持账簿，在漏风的窗纸上与寒夜对峙。那些影子有时像判官执笔，有时若饿鬼索债，更多时候恍若皮影戏里挣扎的魂灵。有次我发高烧，朦胧间看见他跪在菩萨像前，将算盘横在膝头，边拨珠边喃喃："三两七钱，四两九钱……"青烟缭绕中，算珠碰撞声与木鱼声交织成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用算盘推演我的药方剂量——当归三钱对应三颗上档珠，犀角四两对应四颗中档珠，那夜他跑遍了三条街才凑齐退烧的犀角粉，当铺老板用戥子称药时，他下意识拨动虚空中的算珠，拇指与食指捻动的弧度精确得令人心惊。

他的钢笔总别在中山装口袋，金笔尖被磨得只剩半截，露出吸墨器的铜舌。我见过他伏案写信的模样：右手执笔，左手托着算盘，信纸右下角压着青石镇纸——那是砖窑烧废的耐火砖改的。笔尖游走时会忽然停顿，转而快速拨动算珠，信笺上既有"见字如晤"的温润，又夹杂着"借支明细"的冷峻，末了总要用朱砂笔在抬头的空白处画个钱袋状的句号。那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在回执背面列了整整三页预算：学费拆解成每天要搬的砖块数，路费换算成母亲纳鞋底的次数，被褥费对应着砖窑食堂三十七顿肉菜差价……最后一项是"应急钱"，数额精确到分，备注栏写着"不可预见费按3.65%年利率复利计算"。

父亲在砖窑干了三十七年。每天凌晨三点，他扛着铁锹走进窑洞，驼色工装裤膝盖处打着车轮补丁，帆布手套永远露着右手小指的破洞。出窑时总像裹着层煤灰的雕塑，唯有眼白和牙是亮的，在晨曦里闪烁的微光。我常在放学路上看见他弯腰搬砖的身影，窑洞口堆着刚冷却的砖胚，热气蒸腾如地府之门。他脊背弯成问号的弧度，却将砖块码得比碑林更整齐，每摞五十块，转角处用红砖搭出防塌的十字纹，像某种古老的契约图腾。

有年暴雨冲垮了窑顶，雨水裹着泥浆灌进燃烧的窑炉，蒸汽爆炸声惊飞整片桦树林的乌鸦。他带着工友们抢修三天三夜，最后三十米时，人们看见他赤膊站在齐腰的泥浆里，后背的伤疤像蜈蚣般蜿蜒——那是二十年前窑炉爆炸留下的印记，紫红色疤痕间又添了新划痕。月光从裂缝漏进来，在他肩头镀了层银边，染霜的鬓角泛着冷光，恍若菩萨低眉。他接过我递的馒头时，手指甲缝里嵌着红砖末，暗红色颗粒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血光，像嵌进掌纹的星辰碎片。

他总说砖窑是"活着的碑林"，每块砖都刻着工人的掌纹。退休那天，他悄悄捡了块残砖回家，用砂纸打磨了三个月，边缘磨成砚台的弧度，正面刻着我的名字与生辰，背面雕着算盘纹与砖窑图。那砖如今供在祖宗牌位旁，在青花瓷瓶与黄铜锁之间显得格格不入，砖缝里还夹着当年的煤渣，成了家族最珍贵的"传家宝"。清明祭祖时香灰落在砖面，会浮现出细密的珠算纹路，像是无数双手在黑暗中继续拨动命运的算珠。

父亲确诊肺癌那年，我正在准备博士答辩。他躺在县医院简陋的病床上，床头摆着本翻烂的《古文观止》，泛黄的书页间夹着我的成绩单与论文复印件，边角对齐精确到毫米。化疗让他掉光了头发，却固执地要护士每天给他刮脸，说"不能让儿子看见爹邋遢"。剃刀划过干瘪的脸颊时，他会闭眼默诵《出师表》，喉结滚动的声音与刀片刮擦声合辙押韵，仿佛在与某种古老的疼痛对仗工整。

深夜我常听见他咳嗽，像老风箱在漏气，每声干咳都带着空洞的回响。有次推门进去，看见他借着走廊的灯光在抄药方，枯枝般的手指捏着那半截钢笔，墨水瓶早冻住了，他就哈着热气化开冰碴。蓝黑墨水洇透了病历纸，在"肺鳞癌"诊断书上开出诡异的墨花。"这是《伤寒论》里的方子"，他沙哑地说，笔尖在虚空中画出阴阳鱼的弧线，"你娘当年生你难产，就是喝这个保住的命。"月光从铁窗格漏进来，在他手背上织出银网，而我的童年，正从他指缝间漏成满地碎光——五岁时他教我珠算的夜晚，煤油灯将父子影子投在砖墙上，连成完整的太极图。

他走前三天，突然要我带他回老屋。救护车的蓝光划过青砖巷弄，担架上的他轻得像一摞旧账本。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他指着房梁说："你三岁时发高烧，我在这梁上挂了三昼夜平安符。"檀木梁上积着经年的蛛网，我抬头望去，梁间果然留着几道焦黑的绳痕，深深刻进木纹的年轮里。焦痕边缘翘起的木刺像待续的省略号，那是岁月刻下的忏悔录——后来母亲说，那夜他在祠堂跪到天明，将平安符烧化的灰烬和着黄酒吞下，以为这样神明就能听见凡人的祷告。

整理父亲遗物时，在樟木箱底发现个铁皮盒。生锈的盒盖上印着"红星砖厂1978年度先进工作者"字样，开合处留着多次弯折的白痕。盒里躺着半截铅笔——我小学弄丢的那支中华牌，几枚生锈的图钉——当年钉我奖状用的，还有张泛黄的成绩单——是我初中第一次数学不及格的试卷。59分的红墨水早已褪成褐色，像结痂的伤口。背面是父亲用钢笔写的批注："错题皆可重算，人生无路可返。"字迹力透纸背，最后一捺划破了纸张，洇开的墨渍里藏着泪痕的形状。原来那些年，他总在我熄灯后，就着月光在阳台抄写我的错题，钢笔水染蓝了指甲缝，冰裂纹的砚台里永远蓄着半轮残月。

盒底压着本发黄的《几何原本》，边角用棉线装订，针脚细密如父亲打算盘时的指法。书页间夹着干枯的野菊，淡紫色花瓣上还能辨出1983年秋天的晨露。这是他年轻时在县图书馆抄的书，工整的隶书字迹如碑刻般庄严，每个圆规画的圆都闭合成完美的周率。扉页上写着："给吾儿，望其知天地有方，人生有度。"钢笔水在"度"字最后一笔突然晕开，像是写到这里时，窑洞外的雪忽然落进了砚台。我忽然明白，为何他总在雨天教我算房梁的斜率——那是砖窑老师傅口耳相传的秘诀；在月夜教我量星斗的间距——他说星辰的运行自有其数理之美；而人生所有困顿，终将在直角坐标系中找到解答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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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去陕西参观老红区，突然想到之前读过的散文，便想借此怀念我的父亲。内容有虚构成份.但均贴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