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宝贝了?”母亲端着汤碗站在门口,眼里带着笑意。
我翻开本子,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菜市场的张阿姨》:“张阿姨的鱼摊总是最干净的。她杀鱼的动作像跳舞,鱼鳞像银色的雨点飞起来...昨天我看到她偷偷把一条小鱼塞给流浪猫,但今天有人问价时,她又大声说:我的鱼都是今早刚捞的,最新鲜!...”
我的手指微微发抖。这段描写简直是我后来写作风格的雏形——观察入微,充满画面感,又不回避人物的复杂性。
“你小时候就喜欢观察人。”母亲放下汤碗,坐在床边,“记得吗?你总蹲在修车铺看王师傅干活,回来能写三页纸。”
鸡汤的香气在房间里弥漫,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妈,我爸那台旧收音机还在吗?”
母亲愣了一下,转身从衣柜顶层拿出一个布包。揭开层层包裹,那台七十年代的老式收音机依然完好,金属天线闪着暗淡的光泽。
“《堕于霓虹》里那个修收音机的老人...”我轻声说。
“原型是你外公。”母亲笑了,“你三岁时他常抱着你修各种电器,记得吗?”
我不记得。或者说,我以为自己不记得。但此刻,外公身上那股松香味和机油的混合气息突然清晰地浮现在记忆中——正是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带着时光锈迹的味道。”
原来最好的素材,一直都藏在这间不到十二平米的房间里。
母亲去厨房准备晚饭时,我从包里掏出药瓶,却被说明书上肝硬化患者慎用的字样刺痛了眼睛。我迅速把药瓶塞进枕头下,却听到身后一声轻微的抽气——母亲端着水果站在门口,目光落在那半隐半现的药瓶上。
“只是胃出血。”我下意识撒谎,“喝酒喝的。”
母亲放下果盘,轻轻坐在我身边。她什么都没问,只是握住儿子的手,那手掌上的皱纹像一张细密的网。我感觉到一滴温热落在手背上——母亲的眼泪安静得几乎不像眼泪。
“我去炒个青菜。”母亲起身时声音如常,“你爸生前最爱吃我炒的菜心。”
晚饭后,我坐在书桌前,打开了那台大学时买的旧笔记本电脑。键盘上几个常用字母的标记已经磨光,但系统居然还能启动。桌角摆着母亲刚泡的菊花茶,热气在台灯的光柱中袅袅上升。
我点开一个空白文档,手指悬在键盘上。过去三年,这个动作总是伴随着窒息般的焦虑,但现在,脑海中浮现的是李素华织毛衣的样子,是李木子数透析次数的习惯,是李叔多给的那块热豆腐...
文字开始流淌,不再艰涩:
“医院的走廊永远比想象的长。数过,从透析室到电梯要走二百三十七步,其中第十二块地砖是松动的,会发出像病人呻吟般的咯吱声...”
我写了四十分钟才停下来,惊讶地发现自己既没查字典也没反复删改。文档左下角显示:1178字。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单次写出超过一千字的内容。
窗外,县城夜晚的安静与城市的喧嚣截然不同。偶尔有摩托车驶过,或是邻居家电视的声音,但总体上是种沉淀的宁静。我拿起手机,给李木子发了条消息:“找到写作的源头了。”
母亲轻轻敲门,端来一杯热牛奶。
“别熬太晚。”她摸了摸我的额头,像检查我是否发烧,“明天菜市场逢集,要去看看吗?”
我想起作文本里那个卖鱼的张阿姨。
“去。”我说,“我好久没吃活鱼了。”
睡前,我发现床头整齐地摆着一套新睡衣和叠好的毛巾。药瓶被移到了明显的位置,旁边多了一杯温水和一张纸条:“三餐后各一粒。妈。”
我拿起药瓶,发现母亲用细绳系了一张小卡片在上面,上面抄写着某位中医的护肝食疗方子,字迹工整得像小学生作业。
躺在熟悉的床上,我想起《堕于霓虹》出版时,母亲买了二十本送给亲戚朋友,还在县图书馆搞了个小型签售会。那时我觉得尴尬又可笑,现在却突然明白,那是她唯一知道的表达骄傲的方式。
手机震动起来,是鹿小汶发来的消息:“周三上午十点可以吗?我带了合同样本。”
我看了看刚写的文稿,回复:“可以。但可能要改标题,不再是《迷失的一代》了。”
我想了想,又补充一句:“叫《活着的光芒》怎么样?”
窗外,一轮清冷的月亮挂在老槐树的枝头。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认星座时说:月亮不管走到哪,都带着地球的影子。
现在我明白了,那些我试图逃离的平凡日常,正是我文字里最亮的部分。
枕头下的药瓶硌得我有些不舒服,但我决定不再把它藏起来。明天,我要和母亲一起去菜市场,尝尝张阿姨的鱼是否还是当年的味道。也许还能遇见那个总在菜场门口卖自制辣酱的老人——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我关上灯,黑暗中闻到被子上阳光的味道。这是被悉心晾晒过的痕迹,就像母亲的爱,沉默却无处不在。
周三早晨七点,我就醒了。躺在床上听着母亲在厨房忙碌的声音——豆浆机嗡嗡作响,菜刀在砧板上敲出轻快的节奏。这些声音让我想起小学时参加作文比赛的清晨,母亲也是这样准备早餐。
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还开着,文档标题已经改成《活着的光芒》,下面是昨晚写的六千多字。我重读了一遍关于李木子在便利店数硬币那段描写,手指不自觉地敲击桌面——这段写得不错,但鹿小汶会怎么看?
“小祁,吃早饭了。”母亲在门外轻声唤我。
餐桌上摆着豆浆、煎饼和一小碟腌萝卜。我注意到母亲给自己盛的豆浆特别满,而她那碗只有半杯。
“妈,你豆浆...”
“年纪大了,喝不多。”母亲笑了笑,眼角堆起细纹,“”鹿编辑什么时候到?“”
“十点。”我咬了口煎饼,酥脆的声音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响亮,“她...可能会对稿子有意见。”
母亲把腌萝卜往我面前推了推,“尝尝,按你李婶的方子新腌的。”
我知道这是母亲转移话题的方式——她从不直接参与我的创作困扰,但总会用食物默默支持。上次《虚》被拒稿时,她寄来一箱自制腊肠,每根都用《文学报》包着。
吃完早饭,我开始整理房间。我把药瓶藏到抽屉深处,将《透析日记》和那本小学作文本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窗外,县城的早晨热闹起来,摩托车声、小贩吆喝声和远处学校的广播体操音乐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