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酒第三天，我在病床上蜷缩成一团，冷汗浸透了背后的病号服。窗外下着雨，雨滴在玻璃上蜿蜒而下，像我手臂上蜿蜒的静脉输液管。时钟指向凌晨三点十八分，距离上一次护士检查已经过去了四十七分钟——我数着每一秒。
再忍忍，高峰期快过了。老马用湿毛巾擦去我额头的汗水，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千百次。这位医院清洁工看上去六十出头，粗糙的大手上布满老人斑，却有着异常温和的眼睛。
我的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发出哒哒的响声。我的视野边缘闪烁着不存在的黑影，那些黑影时而变成酒瓶形状，时而变成父亲临终前的样子。腹部仿佛有无数玻璃碎片在搅动，每一次呼吸都带来新的疼痛。
“要...要镇静剂...”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老马摇摇头，把一串佛珠塞进我颤抖的手中。
“数这个。李大姐特意从庙里求来的。”
佛珠触感冰凉，每一颗上都刻着细小的经文。我模糊想起李木子母亲前几天说要去找高僧开光——我当时以为只是客套话。佛珠在他指间滑动，一、二、三...数到十七时，一阵剧烈的颤抖让我差点把珠子撒了。
“抓紧！想想你写的那些故事。”老马按住我的肩膀，“那个便利店小子，那些透析病人——他们可比你现在疼多了。”
我的视线聚焦在床头柜上的《透析日记》，封面的向日葵在昏暗中也显得明亮。我咬紧牙关继续数：十八、十九、二十...幻觉中，那些数字变成了李木子数过的透析次数，变成了李素华记录的病友故事编号。
当早班护士来查房时，我终于熬过了这波最强烈的戒断反应。我的病号服能拧出水来，但神志异常清醒——这是三天来第一次没有酒精渴望的清醒。
“马师傅，您该下班了。”年轻护士惊讶地看着我的状态，“居然没用镇静剂就挺过来了？”
老马笑了笑，收拾着清洁工具。
“酿酒的人最懂酒鬼。”他低声说，但我听到了。
“您...酿过酒？”我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老马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将拖把拧干。
“贵州茅台镇，三十年。”他没有抬头，“国家一级酿酒师。”
我试图想象这双布满老人斑的手曾经酿造过顶级美酒，却怎么也拼接不出画面。老马看上去太像...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了，身上带着消毒水而非酒香。
“那为什么...”
“我女儿。”老马直起腰，指了指墙上禁止酒驾的宣传画，“二十四岁，大学毕业礼那天。”
窗外的雨声突然变得很大。我看着老马平静的表情，想起自己《堕于霓虹》里那个车祸丧生的配角——当时编辑说太刻意的悲剧，要求删掉。
“对不起。”我说。
老马摆摆手，“戒掉就是最好的道歉。”他推着清洁车走向门口，又回头补充道：“下午我带点东西给你看。”
老马离开后，我艰难地拿起床边的小本子——医院发的，用来记录排尿量之类。我翻到空白页，颤抖着写下：“写作不是表演痛苦，而是穿越痛苦后的澄明。”字迹歪斜得像蚯蚓爬行，但这是我三天来写下的第一句话。
中午，母亲送来鱼片粥。我尝出了里面的姜丝和西芹——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真正尝到食物的味道，而非酒精掩盖下的模糊滋味。母亲看着我缓慢而认真地咀嚼，眼睛微微发红。
“马师傅人很好。”母亲突然说，“他女儿...和你同年。”
我放下勺子，握了握母亲的手。这简单的动作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烧，母亲整夜握着我的手不放。那些被我用酒精冲淡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母亲为我抄写被雨水打湿的作业，母亲熬夜给我缝制文学社的社旗，母亲在我第一次小说被退稿时说的再试试...
“妈，我...”
护士推门进来，打断了我的话。
“马师傅在休息室等你，”她对我说，“说给你看样东西。”
休息室空荡荡的，只有老马和一台老式投影仪。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条纹状的影子，像琴键一样整齐。
“坐。”老马指了指轮椅，“给你看我的作品集。”
投影仪嗡嗡作响，墙上浮现出一张照片：年轻二十岁的老马站在一排巨大的陶缸前，手里捧着一碗清澈的液体。接着是更多照片——颁奖典礼、酿酒车间、品鉴会...最后一张是老马和一个年轻女孩的合影，女孩手里拿着大学毕业证书，笑容明亮。
“小雨，”老马的声音很轻，“化学系高材生。本来要去法国学酿酒...”
照片突然变成车祸现场，然后是墓碑。我屏住呼吸——这不是普通的回忆相册，而是一个父亲最深的忏悔与纪念。
“我酿的酒，”老马关上投影仪，“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房间陷入沉默，只有投影仪风扇的嗡嗡声。我想起自己小说里那些关于酒精的浪漫描写——夜色中的威士忌杯，忧郁诗人的伏特加，孤独作家的啤酒瓶...多么肤浅的想象。
“后来我去了戒酒中心当志愿者。”老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无色液体，“这是我现在的作品——分子蒸馏水，纯度99.99%。”
我接过瓶子，里面的液体在阳光下闪烁，比任何美酒都清澈。
“写作也是这样吧？”老马突然问，“从浑浊的生活里提炼出纯净的东西。”
窗外的树影在微风中摇曳。我想起自己那些被酒精浸泡的文字，那些为了显得深刻而刻意添加的痛苦。也许真正的写作就像这瓶蒸馏水——不是原料的简单复制，而是经过煎熬后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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