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我的作家先生

签售会定在周末的文学书店。我提前一小时到达，却发现花妤已经等在角落，手里拿着一本《花间低语》和一支白色马蹄莲。

“赔罪。”花妤把花递给我，“那天我太刻薄了。”

我接过花，指尖碰到她尚未痊愈的创可贴——显然是花艺剪刀的新伤。

“该道歉的是我，不该窥探你的过去。”

花妤摇摇头，刚要说什么，却被一个尖锐的声音打断。

“哟，这不是我们的文学金童吗？一个穿着时髦的男人走近，香水味浓得让我皱眉，从城市灵魂的解剖者降级成花店日记作者了？”

我认出来了——张锐，前出版社的当红作家，曾经在酒会上嘲笑《虚》像醉酒后的呕吐物。

“张先生。”我强迫自己保持礼貌，“没想到你对花卉文学也有兴趣。”

“我只是好奇，”张锐故意提高音量，引得周围读者侧目，“这是暂时的风格尝试，还是承认自己江郎才尽的投降书？”

我感到血液冲上太阳穴，手指无意识地摸向口袋——那里曾经总是备着迷你酒壶。花妤突然上前一步，马蹄莲横在她与张锐之间。

“这位先生，”她声音清亮得像玻璃风铃，“如果您读过这本书，就会知道它不是在写花，而是在写人。而关于人的理解，您显然还停留在幼儿园水平。”

张锐脸色变了：“你是谁？”

“F。”花妤平静地说，“扉页上那个。”

围观人群中传出几声轻笑。张锐悻悻地走开，临走时丢下一句：“享受你们的小确幸吧，过气作家。”

签售正式开始后，我机械地在扉页签名，对每位读者微笑致谢。但张锐的话像毒蛇般盘踞在我脑海——投降书。难道《花间低语》真的只是我面对创作恐惧的避难所？

“下一位。”工作人员喊道。

一位坐轮椅的老妇人被推上前，她颤抖的手打开《花间低语》到第57页——那篇关于汶川地震幸存者买白菊的文章。

“我是金秋的妹妹。”老妇人用浓重的口音说，“她上周去世了。你写的那天，是她最后一次自己去买花。”

我的钢笔悬在纸上。我从未想过那些观察会真正触及他人的生命。

“谢谢你记住她。”老妇人轻抚书页，“就像这些花，短暂但被记住了。”

轮到花妤时，我在签名下方多画了一朵小小的玫瑰。

“对不起，”低声说，“为所有事。”

花妤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压花书签递给我：“刘爷爷今早走了。这是他最后制作的压花。”

透明的塑封里，几片白色花瓣排列成星形，下面是一行颤抖的字迹：“记忆是另一种盛开。”

签售会结束后，暴雨突然降临。我和花妤躲在书店屋檐下，看着雨水在地面溅起无数水花。

“我一直在想刘爷爷的话。”花妤突然说，“关于记忆的重要性。”她转向我，“你注意到吗？来花店的老人大多带着故事，但没人记录。”

我想起那位每周买红玫瑰的失智老教授，他总把妻子当成初次见面的恋人；还有买向日葵送给已逝儿子的母亲，她坚持儿子只是去长途旅行了。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脱口而出，比如...帮他们记录故事？”

花妤的眼睛亮了起来：“生命故事工作坊？你教写作技巧，我提供场地和茶点。”

雨声中，这个想法像种子般迅速生根发芽。我想象着花店里坐满讲述故事的老人，他们的记忆如同不同季节的花朵，各有各的绽放方式。

“但你的医学梦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花妤望向雨中模糊的城市轮廓：“也许帮助他人记录生命，也是一种治愈。”她碰了碰手臂的疤痕，“就像你通过描写鲜花重新写作。”

我突然明白了——我们都不必放弃过去，只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与之和解。我伸手接住檐角滴落的水珠，感到某种紧绷已久的东西终于舒展开来。

“周一就开始？”我问。

我笑着点头，雨水在她的睫毛上凝成细小的钻石。

“带上你的钢笔，我的作家先生。”

远处，雨幕中的城市朦胧而温柔，像一幅等待被书写的水彩画。我深吸一口湿润的空气，第一次感到未来不是需要逃避的空白页，而是可以共同填写的崭新篇章。

周一清晨的阳光穿透花店的玻璃门，将陈列架上的露珠照得闪闪发亮。我提前一小时到达，发现花妤已经将店内重新布置——中央的展示桌被移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圆桌和七把颜色各异的椅子。

“心理学上说暖色调能刺激回忆。”花妤调整着椅子位置，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红色代表激情，黄色是快乐，蓝色适合安静思考...”

我看着她把一盆薰衣草放在圆桌中央，不禁微笑：“我以为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花妤直起腰，眉角在晨光中泛着淡粉色。

“记忆是很脆弱的东西，需要合适的环境。”她递来一张手写名单，“今天来了四位。”

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让宋祁屏住呼吸：“韦文毫，82岁，前文学教授，阿尔茨海默症中期。是那位每周买红玫瑰，总把妻子当成初恋情人的老人。”

“你请到了韦文毫教授？”

“他女儿带来的。”花妤摆好录音笔，“她说教授年轻时出版过诗集，最近却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了。”

门铃轻响，第一位参与者到了。推轮椅的年轻女子介绍自己是韦文毫教授的女儿丽雅，而轮椅上的老人穿着笔挺的西装，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朵鲜红的玫瑰。

“为了见我亲爱的米丽。”教授对我眨眨眼，声音如大提琴般低沉，“她喜欢红玫瑰，虽然我觉得白玫瑰更适合她的纯洁。”

丽雅尴尬地低声解释：“米丽是我母亲，去世十年了。”

花妤蹲下身与教授平视：“今天我们要听您讲年轻时的故事，可以吗？”

“啊！”教授突然指着书架，“《虚妄都市》！我曾在课堂上逐句分析《死者》的结尾...雪落在所有生者与死者身上...”他的眼神忽然涣散，“抱歉，刚才我们说到哪？”

我拿出笔记本，写下：“记忆像断线的珍珠，但每一颗都完整。”

第二位是上周签售会上遇到的的金秋妹妹金娜，汶川地震幸存者；第三位是买向日葵的程女士，她坚持儿子只是去旅行了；最后到达的是帕金森患者老赵，双手颤抖得拿不稳茶杯，却坚持要记录下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洞故事。

花妤为每人准备了不同的茶——教授是英式红茶，金娜是薄荷茶，程女士是茉莉花茶，老赵是加了蜂蜜的柠檬草茶。

“气味最能唤醒记忆。”花妤小声告诉我。

工作坊开始得磕磕绊绊。教授时而清醒地引用叶芝诗句，时而困惑地问现在是哪年；金娜用浓重口音讲述汶川地震里偷偷分享的一块像钻石的冰糖；程女士则反复描述儿子离家那天的阳光如何照在他的行李箱上。

我发现自己不是在教写作，而是在捕捉那些记忆碎片，像捡拾沙滩上被潮水冲上岸的贝壳。当老赵颤抖的手无法握笔时，他主动提出代为记录：

“防空洞里的孩子们轮流讲故事，赵先生说，有个小女孩总讲同一个故事——她家门前有棵梨树，春天落花像下雪。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家整条街都被炸平了，梨树早就不存在...”

写到一半，我发现花妤不见了。转头看见她站在角落，正用手机拍摄教授哼唱的一段民谣。她的眼神专注而柔软，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像是医学院实验室里那个充满求知欲的花妤短暂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