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和花妤花了两个小时打扫，在我们努力下恢复了最初的模样。
“啊呀，忘记了忘记了。”花妤突然一惊一乍。
“咋了？”
“社区，我想着通过社区公告栏，跟我走。”
花妤拉着我的手出了花店，她将门锁好带我往就近社区而去。
社区中心的玻璃公告栏上，贴着一张手绘海报：淡绿色的背景上，几朵水彩花卉环绕着生命故事工作坊几个字，下方用回形针固定着一叠便签条，每张都写着预约者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我数了数，二十七张——是他们花店小圆桌能容纳人数的四倍还多。
“看来要换场地了。”花妤从身后递来一杯咖啡，身上带着晨露和土壤的气息。
她今天把头发扎成了马尾，白大褂口袋里插着几枝待修剪的满天星。
“社区主任早上打电话来，”她指向走廊尽头的大门，“愿意免费提供活动室，条件是每周开放一次给社区居民旁听。”
我啜了一口咖啡，烫到了舌尖。三周前那个只有四位老人的小型聚会，如今竟成了社区热议的创新项目。我望向活动室——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整齐排列的椅子上，墙角的小推车上摆放着花妤精心准备的花草茶和精油扩散器。
“第一位新成员。”花妤翻开登记本，周志强，七十五岁，退休邮递员，想讲关于 死信的故事。
“死信？”
“地址不详无法投递的信件。”花妤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保存了几十封，说每封背后都有故事。”
我的笔尖在笔记本上悬停。这种细节比任何小说设定都更迷人——未被阅读的文字，迷失在时间中的情感，等待被讲述的故事。我突然有了创作冲动，不是为那些虚构的华丽篇章，而是为这些真实存在的生命痕迹。
门铃响了。站在门口的老人穿着笔挺的旧式邮政制服，手里捧着一个生锈的铁盒。他的背微微佝偻，但眼睛亮得惊人。
“周师傅？”花妤迎上去，“欢迎加入工作坊。”
老周的铁盒里整整齐齐码着发黄的信封，每一封都贴着查无此人的退件条。
“四十年邮差生涯，”他的手指轻抚过那些信封，“这些是我偷偷留下的。按规定该销毁，可我总觉得...有人在等它们。”
我帮老周展开第一封信——1978年的笔迹已经褪色，但依然能辨认出那颤抖的亲爱的秀兰和落款永远爱你的建军。信中讲述着知青返城的喜悦与忐忑，以及等安置好就接你来城里的承诺。
“我按地址找了三次，”老周的声音像老旧的唱片机，“那栋楼拆迁了，没人知道这对恋人的下落。”
花妤泡了一杯迷迭香茶放在老周面前，茶雾氤氲中，老人讲述着其他死信的故事——未能送达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永远错过和解的父子家书，海外亲人寄来的最后问候...
“应该有个地方收藏这些故事。”我突然说，“不是博物馆，而是...继续流动的地方。”
花妤正在记录的手停了下来：“比如？”
“比如一个既能让人们分享故事，又能帮助记忆治疗的...”我寻找着合适的词，空间。不只是工作坊，而是日常存在的场所。”
他们目光相遇，某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在空气中形成。老周好奇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从铁盒底层抽出一封特殊的信：“这封，我一直想找到收件人。1985年从青海寄来的，收件地址是本市但已经拆迁，信封里有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穿白裙的少女站在油菜花田里，背后是苍茫的雪山。信很短：“玲玲：医生说爸爸撑不过这个冬天了，他最后的心愿是再见你一面。如果你收到这封信，请到青海人民医院...”
“名字太普通，地址又变更，”老周叹气，“我退休前最后一个月还在查档案，可惜...”
花妤突然凑近照片：“这个发卡！”她指着少女头上蓝色的蝴蝶发卡，“上周来买康乃馨的张阿姨有一样的！她说那是年轻时初恋送的！”
我的心跳加快了。这种巧合像小说情节，但生活有时比虚构更离奇。我立刻翻出登记本——张爱玲，72岁，每周三固定买粉色康乃馨。
“周三...就是明天！”
当晚，我和花妤熬夜整理了工作坊的所有记录。韦文毫教授在薰衣草香气中回忆起年轻时在剑桥的辩论赛；金娜闻着迷迭香，详细描述了集中营里那个偷偷给她冰糖的陌生女孩的面容；程女士的向日葵精油配方似乎真的缓解了她的夜间焦虑...
“这不只是故事收集，”花妤在笔记本上画着思维导图，“而是记忆与情感的活态档案。”她的笔尖停在治疗应用分支上，“韦文毫教授昨天闻到我新调的雪松精油时，竟然完整背出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我看着她兴奋的侧脸，想起那些深夜的医学期刊。花妤或许永远无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医生，但她正在创造某种全新的疗愈方式——介于文学与医学、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模糊地带。
“我们需要系统记录这些反应。”我提议，“不同花卉、不同记忆类型、不同神经反馈...”
花妤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宋祁，这可能不只是 兴趣项目了。上周康复医院的刘医生来暗访，今天正式邀请我参与他们的阿尔茨海默症辅助治疗研究！”
她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病理性的，而是纯粹的激动。我第一次看到花妤眼中如此明亮的希望——那个被PTSD掩埋的医学生正一点点重见天日。
“太棒了！”我由衷地说，却感到一丝莫名的失落。如果花妤投入正规医学研究，我们的小工作坊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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