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异乎寻常地风平浪静。
母亲没有再打电话来，哥哥那边也毫无音讯。这种沉默反而让樊胜美有些心神不宁，像暴风雨前的低压，让人喘不过气。她按照律师的建议，正常上下班，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但眼角余光总会不自觉地去瞥手机。
周三下午，她正在整理一份报表，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她的心本能地一紧。犹豫了几秒，还是接了起来。
“喂，是樊胜美小姐吗？”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语气倒还算客气，但透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
“我是，您哪位？”
“我这里是崇明XX镇派出所。”对方报出的地名，让樊胜美的心猛地沉了下去——那是她老家的派出所。
“您好，有什么事吗？”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
“是关于你哥哥樊胜英的事情。这边有几个债权人过来所里反映情况，说是你哥哥欠了钱，现在联系不上人，他们知道你在大城市工作，收入不错，希望我们能帮忙联系协调一下。”民警的语气平铺直叙，听不出什么情绪，“你看这个事情……”
樊胜美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起。她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还是发生了。那些人不直接找她了，转而用另一种方式施压，甚至动用了老家的关系。这种“温和”的官方协调，比母亲的哭骂更难应对。
她深吸一口气，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陈律师的话。
“民警同志，谢谢您告知。”她的声音清晰而稳定，“首先，我哥哥樊胜英是成年人，他个人的债务问题，理应由他自己承担。我没有为他任何债务提供过担保，法律上没有任何替他偿还的义务。”
她顿了顿，继续道：“其次，关于这些所谓的‘债权人’，我怀疑他们其中一部分可能涉及非法高利贷。前几天在上海，我哥哥就因为被这伙人非法拘禁和殴打，对方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这件事上海XX分局有完整案卷。我建议您这边也可以核实一下情况，谨慎处理。”
电话那头的民警显然愣了一下，语气变得严肃了一些：“非法拘禁？还立案了？”
“是的。案发就在前几天。”樊胜美提供了上海分局的名称，“您可以核实。我认为，这些找到您那里的债权人，很可能与那伙人有关联，或者用的是一样的非法手段。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作为家属，同时也是潜在受害者，无法也无权处理这种非法债务纠纷。”
她的话有理有据，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提供了关键信息将皮球踢了回去，甚至还暗示了对方可能涉及违法活动。
民警沉默了几秒钟，再开口时语气郑重了许多：“好的，樊小姐，你反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们会核实上海那边的案件情况。这件事我们派出所会依法处理，不会再打扰你。感谢你的配合。”
“谢谢您，民警同志。给您添麻烦了。”樊胜美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她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冷汗，后背也沁出了一层细汗。
这一关，她好像暂时顶住了。用法律和事实，顶住了来自老家官方的“温和”压力。
但她没有丝毫轻松。对方竟然能找到老家的派出所出面“协调”，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在变换策略。这次是派出所，下次呢？会不会有别的部门？或者更隐蔽的骚扰？
她意识到，这件事远没有结束。对方像是在试探她的底线，一次比一次更难应付。
她拿起手机，没有立刻打给陈律师，而是先点开了和安迪的微信对话框。她需要先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最冷静理智的安迪，听听她的看法。
信息刚编辑到一半，手机又嗡地震动起来。
又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樊胜美的手指顿住了，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攫住了她。
这一次，又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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