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未平**
周末的松弛感像一层温暖的薄纱，短暂地包裹了2202。但周一一早，当樊胜美踏入办公室，现实的压力便如期而至。
堆积的文件，待回复的邮件，以及……周围同事若有若无的打量和窃窃私语。她请假的原因虽然未明说，但“家里出了急事”这种说辞，在八卦嗅觉灵敏的办公室里，足以衍生出各种版本的猜测。
她尽量屏蔽掉那些探究的目光，专注于电脑屏幕，试图用工作填满所有思绪的空隙。然而，内心的平静只维持了一个上午。
午休时间刚过，手机在桌面震动起来。又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老家。
樊胜美的心下意识地一紧，但随即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走到了相对安静的茶水间。
“喂？”她的声音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
“是……是胜美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苍老和犹豫的男声，听起来有几分熟悉，却又一时想不起是谁。
“我是，您哪位？”
“我……我是你刘叔啊，以前住你家楼下的。”对方自报家门，语气带着几分尴尬和为难，“胜美啊，唉……本来不该给你打这个电话的，但是……你妈这两天，天天来我家坐着哭，说你不孝，不管家里，你爸病着也没人管……哭得我老伴儿心里也不好受……”
樊胜美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又来了。母亲开始发动“舆论”攻势，利用老街坊邻居的同情心和面子来给她施压。
“刘叔，”她打断对方的话，声音依旧平稳，却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谢谢您关心。我爸的医疗费我全部结清了，出院时需要的药品和营养品我也买好了放在家里。他们生活上如果有困难，我可以按月支付赡养费，但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个规范的流程。至于我母亲说的其他问题，涉及我哥哥的个人债务，那是法律范畴的事情，我无权也无法干涉。”
她的话条理清晰，既表明了已尽的责任，也划清了界限，直接将对方可能提出的“调解”或“说和”堵了回去。
电话那头的刘叔显然没料到她会这么直接和“官方”，噎了一下，才讪讪道：“哦……是这样啊……费用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我也是看你妈哭得可怜……那……那你忙，我就不打扰了……”
挂断电话，樊胜美靠在茶水间的墙壁上，感到一阵心累。这种来自人情社会的、黏腻的、无处不在的压力，比直接的冲突更让人疲惫。她知道，这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刘叔”。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电话又接到了几个。有的是亲戚，有的是父母的老同事，语气无一不是为难、劝说，甚至带着隐隐的指责。
樊胜美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详细解释，只是用同样冷静的语气重复类似的话术：“感谢关心，医疗和生活费用我已负责，其他问题依法处理。”然后便礼貌地结束通话。
她将这些号码一一标记，但并未拉黑。她知道，这是母亲所能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了。只要自己不动摇，这些骚扰终会渐渐平息。
然而，另一波冲击却来得更加直接。
周四下午，她正在准备一份报告，前台内线电话转了进来：“樊小姐，有一位自称是您哥哥朋友的先生在前台，说有事想见您。”
樊胜美的眉头瞬间拧紧。哥哥的朋友？找到公司来了？
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不认识什么哥哥的朋友，让他离开。”
前台小姐的声音有些为难：“他说……他说您不见他，他就在大厅等着，或者……或者直接上去找您？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关于您家里的……”
赤裸裸的威胁。
樊胜美的脸色冷了下来。她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又是那些债务关联人，或者是像上次医院那个“钱先生”一样的掮客，试图通过骚扰她的工作来逼她就范。
“麻烦你叫大厦保安。”樊胜美的声音没有丝毫犹豫，“明确告诉他，我不认识他，也不会见他。如果他继续纠缠或试图闯入办公区域，立刻报警处理。”
她的指令清晰而强硬，前台小姐似乎被震慑了一下，立刻应道：“好的，樊小姐，我明白了。”
挂断电话，樊胜美的心跳有些快，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他们竟然敢找到这里来！
几分钟后，前台再次打来：“樊小姐，保安已经请他离开了。他离开时情绪不太好，说……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关于您家里情况的……”
“不用理会。”樊胜美冷声道，“以后再有类似情况，一律同样处理。谢谢。”
放下电话，她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工作。一种被侵犯领地的恶心感和愤怒在她胸腔里翻涌。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
她知道，这场战争从老家蔓延到了上海，蔓延到了她努力维系的、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层面。
她不能再被动防守了。
她拿起手机，没有打给安迪，而是直接拨通了陈律师的电话。
“陈律师，是我，樊胜美。情况有变，有人开始到我公司进行骚扰。我想咨询一下，除了律师函，我是否可以考虑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否有其他更主动的法律手段可以制止这种行为？”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被逼到墙角后的狠厉和决绝。
她必须主动出击，为自己筑起更高、更坚固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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