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的清晨,天空是灰蒙蒙的,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阮胜男早早醒来,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每一次跳动都沉重而清晰。她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确认父母还在熟睡,才像执行一项精密计划般悄声行动。
她穿上最不起眼的外套,将那个装有日记本、旧衣服和她自己整理的“线索摘要”的旧书包紧紧抱在胸前。每一步都轻得像猫,但内心的鼓声却震耳欲聋。推开家门又轻轻合上的那一刻,冷风夹着雨丝扑面而来,她深吸一口气,仿佛不是吸入空气,而是吞下了满口的勇气和恐惧。
公交车摇晃着穿行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她坐在角落,目光警惕地扫过每一个上车的人,荒谬地害怕会遇见熟人,甚至害怕那个伤害她的人会突然出现。她将书包放在腿上,双手死死护着,仿佛里面不是纸张和布料,而是她易碎的心脏和未来。每一站的停靠都让她神经紧绷,每一次手机的震动都让她几乎惊跳起来。她把手机关了静音,塞进书包最底层,暂时切断了与那个令人窒息的世界最后的联系。
按照地址,她找到了一栋并不起眼的写字楼。律所在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窗明几净,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咖啡香和纸张的味道,与她想象中的庄严肃穆不同,却奇异地给人一种专业的镇静感。
那位女律师已经在了。她今天穿着简单的衬衫和西裤,比宣讲那天少了几分正式,多了几分亲和,但眼神依旧锐利而专注。
“你来了,胜男。”陈律师起身,为她倒了一杯温水,“下雨天,路上不好走吧?”
这句平常的寒暄,却让紧绷了一路的阮胜男鼻子一酸。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平常地关心过她了。
短暂的沉默后,阮胜男知道,关键时刻到了。她没有说话,只是颤抖着,将那个旧书包放在桌上,然后像完成一个仪式般,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摊开在律师面前。
那本写满痛苦和标记的日记。
那件可能残留着证据的旧衣。
她自己整理的、写满歪歪扭扭字迹和时间线的“线索纸”。
“律师姐姐,”她的声音干涩发颤,但努力让自己说清楚,“这……这些是我能找到的……所有东西。日记里……我都用颜色标出来了……还有,我当时……好像没有立刻去医院,但是后来……因为睡不着和情绪不好,去医院开过药,不知道……有没有用……”
她语无伦次,急于把自己的所有“筹码”都交出去,仿佛慢一点,勇气就会消失。
陈律师的表情变得极其严肃和认真。她没有立刻去翻看日记的内容,而是先戴上了一副薄手套,小心地拿起那件旧衣服,看了看保存它的塑料袋,点了点头:“这样做很好,保护了可能的生物证据。”
然后,她才将目光投向那本沉甸甸的日记。她并没有急于窥探隐私,而是温和地问:“我可以看看你做了标记的部分吗?这能帮助我更快地了解情况。”
在阮胜男用力点头后,陈律师才开始快速而专注地浏览。她的目光扫过那些红色的标记、蓝色的注释,不时地点头,或用笔在本子上记录下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征。
大约十几分钟后,陈律师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阮胜男:
“胜男,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提供的这些,尤其是这本日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证据。它详细记录了你事后的心理状态,这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高度吻合,是强有力的佐证。”
她顿了顿,语气更加清晰有力:
“今天,你来到这里,把你最痛苦的记忆交给我,这就是依法维权的第一步,也是最勇敢的一步:咨询专业律师,并提供初步证据和线索。”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步,是基于这些线索,尽可能系统地收集和固定所有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查询当时的医疗记录(心理科、神经内科的就诊记录都有用),尽可能回忆并确认侵害人的准确信息,以及,”陈律师语气放缓,但很坚定,“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可能需要进行司法鉴定,以确认你的心理创伤程度。”
“而第三步,”陈律师直视着阮胜男的眼睛,“当你决定正式报案时,我会陪同你,帮助你与公安机关沟通,确保你的陈述被准确记录和理解。法律程序可能会漫长,也会反复触及你的伤痛,但你不再是独自一人面对了。”
阮胜男听着,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被相信、被接纳、被赋予力量的巨大感动。她交出的痛苦,没有被轻视,没有被视为“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被当作了严肃的、有价值的“武器”。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虽然对未来依然充满恐惧,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在她心中生根。
她终于,迈出了这艰难而至关重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