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溪发现江熠不对劲，是从他开始躲着她算起的。以前放学总等着一起走，现在铃声一响就往校外冲；以前会把作业借她抄，现在作业本捂得严严实实；甚至连槐树下的碰面，都变成了匆匆点头就走。
“江熠是不是讨厌我了？”林溪趴在课桌上，戳着课本上的单词问同桌。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眼镜说：“听说……他要转学了。”
林溪的笔尖顿住了。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刺耳，像无数根针，扎得耳膜生疼。
那天放学，她在槐树下等了很久。暮色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巷口的路灯亮起来时，才看见江熠背着书包慢慢走来。他的肩膀垮着，像扛了袋沉重的米。
“你要走了？”林溪的声音在发抖。
江熠停下脚步，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从书包里掏出个铁皮饼干盒，盒子上印着褪色的小熊图案。“这个给你。”
林溪打开盒子，里面是这几年她给他的东西：美术课上画的画，皱巴巴的小红花，甚至还有那次运动会上，他借给她的运动鞋鞋带。最底下压着个东西——用细铁丝弯成的星星，边角被磨得光滑，显然是反复摩挲过的。
“我爸工作调动，下个月去深圳。”江熠的声音很闷，像被蝉鸣堵住了喉咙，“这个星星……等我回来再换你的画本，好不好？”
林溪把星星攥在手里，铁丝的凉意透过掌心传到心里。她想说“你一定要回来”，想说“我会等你”，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深圳有海吗？”
“应该有吧。”江熠挠挠头，“我回来告诉你。”
江熠走的那天，林溪躲在窗帘后面。
她看见江熠妈妈把最后一个行李箱搬上汽车，看见江熠背着书包站在楼下，抬头望了望她的窗口。他望了很久，久到林溪以为他会上来敲门，可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举起来晃了晃——是林溪画的那张老槐树。
汽车发动时，林溪突然捂住嘴，怕自己哭出声来。她看着汽车拐出巷子，消失在路的尽头，手里的铁丝星星硌得掌心生疼。
第一个月，江熠的信就到了。信封上盖着深圳的邮戳，右上角贴着张海边日出的邮票。
“这里的海是蓝色的，比课本上的蓝。”他在信里写，“新学校的操场边种着芒果树，掉下来的芒果砸在头上，疼得像被老师敲了一棍。物理老师是个光头，讲课像说相声，我总想起你被逗笑时，会捂住嘴。”
林溪把信读了三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折成星星的形状，放进那个铁皮饼干盒。她回信时，画了张老槐树的素描，树下有两个小小的人影。
他们的信像两只候鸟，在南北之间往返。江熠会寄来晒干的贝壳，说“摸起来像你的橡皮擦”；林溪会寄去巷口老爷爷做的糖画，用真空袋装着，收到时已经有点化了。
初三上学期，林溪的信里开始出现班长陈默的名字。她写陈默帮她搬作业本，写陈默在她感冒时送来的姜汤，写陈默在文艺汇演上弹吉他的样子——其实她根本没认真看，只是那天江熠的信迟到了一周，她心里有点慌。
江熠的回信变得简短。以前能写满三页纸，现在只够写半页。他说“物理竞赛很忙”，说“深圳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最后加了句“你好像过得很好”。
林溪看着那句话，突然觉得手里的笔有千斤重。她想解释陈默只是同学，想问问他是不是生气了，可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最终还是放下了。
初三下学期的某个周末，林溪路过邮局，看到橱窗里贴着张深圳的风景明信片。画面上是片金色的沙滩，有个男孩在放风筝，背影有点像江熠。
她买了张寄过去，背面写着：“老槐树开花了，比去年的香。”
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回信。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字迹比平时用力，墨水洇透了纸背。
“我忘了老槐树开什么样的花。”
林溪把那张纸捏在手里，直到边角被捏得发皱。窗外的雨下得很大，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像在替她哭。她把信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时，眼泪砸在上面，晕开了墨迹。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没写作业，而是坐在桌前，看着那个铁皮饼干盒发呆。里面的信已经攒了厚厚一沓，每一封都写着“想你”，可最后那封，却写着“忘了”。
高中三年，他们的联系像退潮的海水，慢慢变得稀薄。江熠偶尔会寄来明信片，上面是他参加物理竞赛的照片，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表情严肃得像个小老头。林溪把明信片夹在课本里，却再也没写过回信。
她开始拼命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题。老师说她是最有希望考上重点的，同学们说她高冷，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怕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想起那个手腕有疤的男孩，想起那句“忘了”。
高考结束那天，林溪在收拾课本时，从物理书里掉出张照片。是初三运动会时拍的，她穿着江熠的运动鞋，冲过终点线时，江熠正光着脚跑过来，脸上带着笑。照片背面有行小字，是江熠的笔迹：“你的白裙子沾了泥，像朵落了雨的花。”
林溪把照片捂在胸口，突然蹲在地上哭了。原来有些东西，不是想忘就能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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