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1919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资产阶级作为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先后发起改良与革命运动，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但都因自身局限和时代条件制约，未能彻底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的惨败，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单纯的器物革新（如洋务运动）无法挽救国家，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
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1895年）揭开变法序幕，随后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教育和军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颁布百余道诏令，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政治上，裁撤冗官、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上，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改革财政；文化上，废除八股取士、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军事上，训练新式陆军、裁减绿营。这些措施冲击了封建旧制度，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思想的传播。
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守旧派掌握着军政实权，对变法极力阻挠。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谭嗣同、杨锐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但它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传播了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核心力量。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此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1905年，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并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
革命派通过创办报刊、组织演讲、发动武装起义等方式，不断扩大革命影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率先发难，迅速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随后控制武昌城。短短几天内，湖北全省宣布独立，湖南、陕西等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份脱离清政府统治，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采用五色旗为国旗，以中华民国纪年。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
然而，革命派力量薄弱，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妥协，同意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条件是袁世凯必须宣布赞成共和、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彻底终结。
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上台后，逐渐暴露其独裁野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甚至复辟帝制。在他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为争夺地盘和权力相互征战，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
19世纪末至1919年，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戊戌变法开启了制度变革的尝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同时，这一系列运动的失败也揭示出深刻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无法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由于未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和改良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些局限性决定了资产阶级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
这段历史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提供了经验教训，促使先进分子重新探索救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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