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是中国社会在屈辱中艰难开启近代化进程的时期。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发起洋务运动，却在列强的持续侵略下屡遭重创，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清政府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冲击，外有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意识到西方列强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工业体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口号，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实现军事和经济的近代化，从而巩固清朝统治。
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持续30余年的洋务运动，主要围绕“自强”和“求富”两个阶段展开。
- “自强”阶段（19世纪60-70年代）：以创办军事工业为核心，旨在打造新式军队。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专注于造船和海军人才培养）等企业，仿制西式枪炮、军舰，同时创办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培养军事和技术人才，并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
- “求富”阶段（19世纪70-90年代）：由于军事工业耗费巨大且原料、燃料供应不足，洋务派转向创办民用企业，以辅助军事工业发展。代表性企业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航运公司）、开平矿务局（1878年，开采煤炭，供应军事工业和民用需求）、汉阳铁厂（1890年，张之洞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等。这些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引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开启了中国军事、教育、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但洋务运动的本质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生产技术进行局部调整，存在先天缺陷：企业管理腐朽、技术依赖外国、产品质量低下，且未触及封建体制的根本弊端，这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19世纪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迅速增强，开始对外扩张，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借机出兵朝鲜，蓄意挑起战争。同年7月，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初期，清军在陆上和海上接连失利。1894年9月，平壤战役中，清军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跑，平壤失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虽奋勇抵抗，重创日本舰队，但自身也损失惨重，主帅丁汝昌受伤，舰队被迫退守威海卫港。1895年1月，日军围攻威海卫，北洋舰队陷入绝境，丁汝昌拒绝投降，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清政府战败已成定局。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被迫大举外债，列强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其次，割地条款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俄、德、法三国以“干涉还辽”为由，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随后三国分别强租旅顺大连、胶州湾、广州湾，英国强租九龙和威海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最后，允许日本在华设厂，标志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它让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技术无法挽救国家危亡，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变革，同时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觉醒，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甲午战争后，列强的瓜分狂潮和经济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世纪末，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兴起，迅速发展壮大。义和团民众焚烧教堂、拆毁铁路，沉重打击了列强在华势力。
列强对义和团运动极为恐慌，1900年6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八国组成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为由，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大举侵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先后在廊坊、天津等地与联军激战，但由于武器落后、缺乏统一指挥，最终节节败退。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北京城再次遭到列强的烧杀抢掠，大量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11国（八国之外加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盐税等作担保；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除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巨额赔款使中国财政完全被列强控制；使馆界和驻军特权，使北京成为列强监控中国的中心；严禁人民反帝的条款，让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化起步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交织过程。洋务运动的尝试与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与《马关条约》的屈辱，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枷锁，一步步将中国推向深渊，也促使中国社会不断反思和觉醒，为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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