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里的座钟

阁楼里的座钟

陈晚秋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往上走时，怀里的黄铜钥匙串一直在晃。阁楼的门虚掩着，漏出一道昏黄的光，像是有人在里面点了盏煤油灯。她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樟脑丸和旧木头的气味涌了出来，让她想起外婆在世时总爱在衣柜里藏晒干的薰衣草。

“谁在那儿？”她的声音撞在倾斜的屋顶上，弹回来时变得有些发虚。母亲上周突发脑溢血住院，临走前攥着她的手说：“阁楼里的座钟，别让它停。”那时陈晚秋只当是老人糊涂了——那座德国造的老座钟，早在十年前就被外婆用防尘布盖了起来，指针卡在三点十七分，像枚生锈的图钉。

月光从老虎窗斜斜照进来，刚好落在座钟上。防尘布不知被谁掀开了一角，露出深棕色的胡桃木外壳，钟摆竟然在轻轻晃动，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陈晚秋走近了才发现，钟面上的指针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倒退，从三点十七分往回走，越过两点，越过一点，最后停在十二点整。

“铛——”

沉闷的钟声在阁楼里炸开时，墙角的旧皮箱突然自己弹开了锁扣。陈晚秋后退半步，看见箱底铺着的红绒布上，放着件褪色的蓝布旗袍，领口绣着朵将开未开的玉兰花。这是外婆年轻时的衣裳，母亲说过，外婆穿着它在1948年的除夕跳了支华尔兹，舞伴是位留着分头的年轻军官。

座钟的钟摆又开始动了，这次是正常的顺时针方向。陈晚秋盯着钟面，看见指针慢悠悠地走向一点，两点，当指向三点十七分时，阁楼的木地板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像是有人在楼下踱步。她趴在楼梯扶手上往下看，客厅里的藤椅正轻轻摇晃，仿佛刚有人起身离开。

“是你吗，外婆？”她对着空荡的楼梯问。空气里突然飘来淡淡的栀子花香，这是外婆最爱的味道。陈晚秋记得小时候，外婆总在窗台上摆着个白瓷瓶，里面插着新鲜的栀子花，说等花开满七朵，远在台湾的外公就会回来。可直到外婆八十岁去世，那个白瓷瓶里的花换了一茬又一茬，外公始终没有出现。

座钟再次敲响时，陈晚秋发现旗袍的口袋里露出半张泛黄的照片。她小心翼翼地抽出来，照片上的年轻女人穿着这件蓝布旗袍，站在一座拱桥上，身边的军官正低头替她整理被风吹乱的鬓发。两人的手腕上，都戴着同款的银镯子，镯子上刻着细小的“秋”字。

“三点十七分，是他们分开的时间。”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陈晚秋猛地回头，看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站在月光里，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泛着银光。老太太的手腕上，戴着只和照片里一模一样的银镯子。

“您是？”

“我是苏曼卿，”老太太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月光，“1948年的今天，我在这里等过一个人。他说三点十七分在阁楼里等我，带我去码头。”

陈晚秋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外婆当年确实有个叫苏曼卿的闺蜜，两人同一天订的婚，订的是同一家银楼的镯子。后来苏曼卿去了台湾，从此断了联系。

“那天我来了，”苏曼卿抚摸着座钟的木纹，“可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国民党的兵在搜查。我躲在巷口的胭脂铺里，听见阁楼里传来枪声。”她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个铁皮盒子，打开后，里面是枚生锈的弹壳，“去年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的，他说当年在这栋楼里执行任务，看见个穿蓝布旗袍的姑娘往阁楼跑，就放了空枪吓走了她。”

座钟的钟摆突然停了。陈晚秋低头看表，正好是三点十七分。阁楼的老虎窗被风吹得吱呀作响，带来院子里栀子花的清香。她看见苏曼卿的银镯子和照片里的银镯子在月光下连成一道弧线，像是跨越了七十多年的时光，终于扣在了一起。

“我母亲说，外婆临终前一直摸着这座钟，”陈晚秋轻声说，“她说等座钟自己走起来，就把这个交给该看的人。”她从旗袍领口掏出个小小的锦囊，里面装着半枚断裂的银镯子，另一半，正好能和苏曼卿手腕上的镯子严丝合缝。

苏曼卿颤抖着把两半镯子拼在一起，月光透过拼合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个完整的“秋”字。座钟突然开始倒转，指针飞速倒退，陈晚秋仿佛听见遥远的汽笛声，还有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清脆得像落在青石板上的雨滴。

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陈晚秋扶着苏曼卿走下阁楼。客厅的藤椅旁，不知何时多了束新鲜的栀子花，七朵，不多不少，正合着座钟的滴答声，缓缓绽放。